劳伦斯·萨默斯眼中的中国经济

哈佛经济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ommers），对学生辈经济学者金刻羽的痴迷，被哈佛学生报揭露后，令他十分难堪。挖苦者众。有谓老教授显露的是一种“膨风的妄想”（grandiose delusion），或是奋不顾身愿与魔鬼交易的老浮士德式的激情？闹到后来，这位曾当过哈佛校长的萨默斯最近决定在教完这个学期后，他会从哈佛退休。

八卦新闻让人忽略的是，萨默斯曾经担任柯林顿（Bill Clinton）执政时期（1993——2001）的美国财财政部长。他的财政长才使得柯林顿政府不但成功将前任政府的巨额亏损转为预算盈余，在2000年柯林顿卸任时，美国还实现2370亿美元的年度财政盈余，堪称美国财政史上罕见的荣景。

均值回归

萨默斯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如何呢？

举一个例子来说。2014年，在中国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时刻，萨默斯和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联名发表了一篇工作论文《亚洲狂热与均值回归》（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20573）。这篇泼冷水的文章认为，人们普遍对亚洲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的乐观情绪，相对于历史数据来说，可能无法持久，因为快速成长，也就是所谓“狂热”，很少能一直持续下去，通常会回归到平均值。“均值回归”是个统计学概念。萨默斯大名鼎鼎不用说，普里切特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渊源甚深，并长期在开发中国家蹲点研究。他不但是发展经济学的要角，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提出检验一国发展策略的四项基本测试。

“均值回归”是指高成长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而回到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就是3%到4%。快速的经济扩张也会放缓。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预言的提出可能早了些，可是从习近平登基后经济成长率从“保八”、“保七”一路下滑，最后不得不承认有一个无法回到过去高成长率的“新常态”来看，萨默斯和普里切特的预测是很有睿智的。

“亚洲狂热”的消散，会伴随结构性风险。他们指出，中国的结构性风险尤其体现在高度的国家控制、腐败和威权主义。这增加了经济成长出现中断与急剧下降的可能性，而不是平稳渐进地过渡到较低的成长率。这似乎是中共当权者不爱听的逆耳之言。

然而，在中共宣布2025年GDP增长率为5%时，美国的经济研究智库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就不以为然。荣鼎推估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只有2.5%到3%，约为中共官方预估数的一半。在连续10个季度经济持续通缩，固定资产投资锐减的情况下，GDP还能保持纪录性的5%成长，这样的经济体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其实符合萨默斯与普里切特先前的预测。至于中国的具体表现，也符合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急剧下降”的评估。原因可从高度威权控制、清零封控劣行造成严重通缩的事实去理解。

中国经济学者高善文独自做的分析结果与荣鼎推估的实际增长率，基本雷同。这就牵涉到中共官方公布的GDP数字是否可靠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对荣鼎集团提出的质疑并无回应。

GDP数字造假

中国的GDP数字有造假吗？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经济学者出身的李克强，2010年同美国驻华大使晚餐时曾表示，中国的GDP数字是人为制造的，因此不可靠。中国大陆流传的所谓“克强指数”，是他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一省的经济动向，也就是(1)全省铁路货运量(2)用电量(3)银行放出的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此外，在全国范围内，还可以根据公路运输、物流的统计数字。举例说，铁路货运吨/公里的增长如果为数极小，衡量制造商出厂价格变动的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如果连续三十个月为负值，如果政府每季税收为负数，如果银行新增贷款大幅放缓，是很难得出GDP有5%的增长率的。基本上，这是一个兜不兜得拢的问题。有的评论者干脆用正常/不正常来质疑GDP的造假。经济增速与核心通胀之间的关系不正常；经济增速与核心就业直接关系也不正常；经济增速与消费投资之间的关系也不正常。但只要将GDP增速的数据下调三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就正常了，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困扰就不存在了。

近年来，中共当局也承认统计造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因为造假会干扰和误导宏观决策。2024年出台的《统计法修正草案》，表明要加强惩治虚假的统计资料，追究相关责任。但积年累月的造假案例多不胜举，问题在于统计长年为政治服务。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曾抱怨，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经济的负面变化无从反映。可是坚持数据的准确性与唱好经济光明面的“党意”、“上意”是有矛盾的。就在《统计法修正草案》提交人大常委审议的同时，许多省市都存在官方干预统计的问题。就连GDP排名全国第二的经济大省江苏，也都在被检举之列。荒谬的是，各省的GDP数据总和起来还超过了全国的数据。这又如何令外界相信那些统计数据？

学者与干部

作为经济学者的李克强和作为共产党干部的李克强，两个角色之间难免有冲突。前者要求真实，后者要求忠诚。忠诚干部就是延续苏联传统的apparatchik。李克强担任总理会直白说出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币，这是不讨喜的学者作风。习近平的马仔会说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就是忠诚干部的话术了。在面对产能过剩，严重通缩而物价低迷的情况，习近平居然会说出“物价低不是很好吗？”这样的蠢话，忠诚干部无人吭声，经济学者无法吭声，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海外有识之士只好倒抽一口凉气。

哈佛法学院出身的钓运学生领袖黄贤，当年为了贡献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惜辞掉香港著名律师事务所Baker& Mckenzie薪资优渥的工作，到北京大学教书，后又参与政府精简改组财经部门的工作，被诬陷为外国间谍而在秦城监狱坐了十年牢。他在北大教学期间，李克强是他的一个学生。他是鼓励优秀学生到国外去深造的。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一段往事：

“有一天，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郑重约我吃饭，暗示我不要介入李克强这方面的事。道理很遗憾；他判断，当时政治意识较落后，出国学成归来，了不起只能当专业权威，但被定性是半个外人。内外有别，前途有限。”

——当年有关部门已着手筹备“第三梯队”的接班人选，轮番送到中央党校学习。

——他（韩天石）大概已说服李克强留校进修，并当学生干部，只是担心我好心搅局。

李克强后来果然留校进修，获得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还赢得大陆著名的孙冶方经济学奖。最后当上总理的李克强，居高位却受到排挤冷落。

下台后换上的是属于“忠诚干部”类别的李强，而李强的总理职位，性质上变成了主席的幕僚长。

从来佞幸覆乾坤

中国的政治体制无法采取基于市场的调节来应付经济困境，如今问题愈加严重。十年前，有些经济学者提出让市场来解决困局的主张，被靠拢权力中心的学者讥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可是这些讥讽者除了说些“转型期阵痛”，要看“光明面”之类的空洞话之外，又何尝不是“愧无半策匡时艰”？

现在，摩根银行（JP Morgan Chase）总裁戴蒙（Jamie Dimon）在今年初的谈话中，直言中国政府利用金融干预手段来掩盖真相，操纵经济数据来支撑失败的公司，利用银行体系来隐藏亏损的实情。摩根银行拥有精密的统计分析部门。戴蒙认为，问题的规模已大幅膨胀，掩盖真相的手法也愈来愈失去效用。戴蒙估计一年到一年半之后，统计数据无法再维持其“面纱”，经济真相暴露后，会令国际投资者信心崩溃。

我想起当年大陆文革后，廖沫沙悼念吴晗的诗句：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哎，今日的佞幸又是听命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