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一直在购买清单上，最近契机终于能够买下，一口气读完，百感交集🥹。这本封面由余英时先生题字的《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读起来很沉重。作者连曦博士是杜克大学研究基督教的教授，由他写成英文并参与翻译成繁体中文版本，很难得，也非常珍贵。

读后百感交集，然而，针对那个可怕的年代发生的桩桩件件悲剧，我也只能了解一二，并如是记录下来。

我知道林昭最开始不太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或许跟大学时期比较开明的老师们有关系，那时候去林昭墓前祭扫就已经有被喝茶的危险。令人欣慰的是，这么多年，依旧有很多向往自由的人们前去祭拜这个在文革时期被枪决的自由卫士。通过这本书，我更加了解林昭以及和她有关的一些人。从连曦博士的文字描述中能够感受到不同人的不同性格，而正是这样的不同，让他们在面对极端情境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非常难以用简单的“好坏对错”来区分，至少，没有面临当时的情形，谁又能评说谁的抉择呢？

血书未归还？

写血书自有封建统治以来就是申冤，是一种非常卑微却又极度刚烈的感觉。有时候我想我理解卞和抱着璞玉泣血，觉得他是特别想要让自己怀中的宝物获得认可，尤其是一个上天选中的天子的认可，因为那种期盼才泣血；有时候我又不理解卞和，为什么不能自己雕玉然后再说呢？难道自己的命不如一块玉重要吗？若是如此一连串地想下去，或许我真的要贻笑大方了。

言归正传，在“序”里，记录着林昭血书被监狱归还的经过。

我专访过那位在一九八一年负责重审林昭案件，并为她平反、现已退休的审判员。⋯⋯他告诉我，归还的手稿属于林昭案的副本（副档）。⋯⋯迄今为止，林昭案的正档仍封存在上海市区外一个专门收藏机密档案文件的地方。他回忆道：“林昭诗写得很好。”随之脸上掠过一丝顽童般的微笑，补充道：“有些诗，我偷偷地带回去，在家里抄。”“她的血书您看到了吗？”我问。他看到了，但只是一部分。⋯⋯我问他为何未将血书和其它监狱手稿一通归还林昭的家人。“太触神经了。”他答道。

实际上，林昭在狱中写了那么多血书，并不是所有都能够说去了哪里。作者在此做了详尽解释——

林昭的一些血书可能仍作为罪证存于其案件的正档，但鉴于当初监狱当局不愿沾手她的血书，提篮桥狱方很可能已经丢弃或销毁了大部分血书，只留下墨水誊抄本和其他墨水写就的文稿。⋯⋯据徐家俊言，提篮桥死囚的遗物往往被视为“不吉利”而遭销毁。彭令范在《我的姐姐林昭》中提到，林昭去世后，提篮桥监狱把一包遗物归还给其家人，其中有碎步条，上有字迹模糊的血书，后来卖给了废品店。

虽然血书并不是完整的，但有林昭的誊抄和墨水写的信件等等，依旧能够看到狱中林昭的情况。至于她究竟怎样走到最后那一步的，还要从林昭的父母说起。

Formative Years

读完整本书后，我才能够在看得更完整的情况下感觉林昭的性格其实真的从她父母身上“继承”了不少。父母都算是刚直不阿、士可杀不可辱的人，这一点在后面林昭受尽折磨也从未屈服都能够看出来。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24岁就成为了“吴县的状元县长”，然而因为不愿与贪污的官员同流合污，被排挤诬告，最终撤职。连曦这样形容，

苏州历来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而他却不谙世事、不愿循蹈当地规矩。到任后一不贿赂省级上司，二不拜见辖区里的乡绅名流、顺从世风旧俗，反而启动铁道建设，安装电话线，还取缔赌场和鸦片烟馆，得罪当地收取阴暗场所保护费的警察。彭县长还明显同情共产党人，故意把省级下达的逮捕苏州“左倾份子”的密令泄露给他后来的妻子许宪民。

而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更是“成为了苏州名媛”——

二十世纪三〇年代初，她曾与人共同创办了“苏州妇女会”，鼓励公众舆论反对日本侵占满洲。战后，她过往的活动资历和社交能力更使她跻身于苏州社会名流。她当上了一家银行的董事会董事，又出任苏州《大华报》社长，还与人联合创立了苏福汽车公司，并成功当选一九四六年制宪国民大会的苏州“国大”代表。

父母的背景使得林昭能够就读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Laura Haygood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作者这样总结——“在那里度过的两年时光，对她一生思想的定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我看到👇这几张景海女校的旧照片和作者连曦的详细描述时，才知道这样的formative years给予了林昭怎样的精神奠基。

说实在的，看到这些照片还是令我陷入了迷思。就好像《制度基因》那本书里面探寻的一样，究竟是怎样的土壤让这样传教的尝试屡屡失败，而掀起文革那样的狂热浩劫却好像易如反掌。💔

连曦这样形容这个学校在动荡年代的立场——

尽管景海女师有其自身的改良主义精神，但在多年内战期间，学校在政治上仍保持其贵族般的审慎，在社会参与的具体行动上温和持重。

我觉得连曦博士这样的叙述特别贴切，因为之后就读到作为热血青年的林昭怎样反对学校所采取的“温和持重”的态度而最终秘密加入共产党。

像大多数的教会学校一样，景海总是尽力冲淡学生们的革命热情。林昭的老师赵增慧写道：“当年轻人认定他们必须行动起来、‘马上救国’时，老师要做的就是既要给予适当的同情，又要坚持学术标准。这需要一个微妙的平衡。”

可惜，有主意且坚定不移的年轻人会挣脱这样的缰绳。

在秘密成为共产党之后，林昭因为没有像李碧莹一样听从党组织撤离的指挥而被开除党籍。这让林昭之后一直不断地走在向党再次证明自己忠诚、一再赎罪的路上。这其实就是现在网络语言的PUA，只不过经历过土改等等狂热之后的林昭看清了，想要跳出来，已经为时已晚。这条不断向党再次证明自己忠诚的路林昭走得很艰辛，或许她发现，证明自己很难，说真话不行，说假话又违背自己良心，两难之间，林昭选择了自己的良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其实，将这短短两年说成林昭的formative years不免武断，因为之后她的经历，尤其是在爱情方面被一个干部玩弄后我觉得她一定看透了更多，但是，她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仰，而她的信仰是在景海女师这两年形成的，所以景海的影响诚然重要。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还是会写或者唱在景海时听到的英文故事或者圣歌，着实让读者心碎。

很多时候，革命和革命的后果热血青年局限于自己的阅历而不能看清，却也不能听取长辈劝阻，一则性格使然，二则有个中缘由；或许在林昭被捕后不久父亲自杀也是如此，他知道之后的不堪忍受，选择早走一步；而林昭母亲却留在世间看尽了这场悲剧，才最终选择自杀（未遂却因为反革命身份被医院拒绝救治身亡）。

《血书》里面写了那么多的内容，关于林昭林林总总的故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偏偏选择formative years这样一个角度来记录，想说的自然是，我所写的从来都只是自己注意的一个小角落，但我明白，我注意的那些小角落一定一定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小角落，还有更多的人跟我一样在这样的一个歌小角落徘徊过，甚至角逐过。今天这个角落就是林昭的formative years。我想，每个人说起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回望之时，往往都会记得那几个formative的年头，仿佛现在的自己能够看到那几年里慢慢成长出一个“人”形的曾经的、小小的自己，那个自己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渐渐变得坚韧，直到难以摧毁。很多时候，为了那个小小的、坚硬的、成形的自己，我们从来不曾计算过将要付出的代价，也或许，本就从来不曾在乎过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