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家：中共的稀土垄断正在美国干预下崩塌

电路板上的半导体芯片

1月26日有报导称，美国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将向美国稀土公司（USA Rare Earth）提供13亿美元贷款和2.77亿美元联邦资金，以换取1,610万股普通股和1,760万份认股权证。根据认股权证是否被行使，美国政府将持有这家总部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稀土生产商8%至16%的股份。

此举目标是加快稀土（rare earth）和永磁材料（permanent magnet）的国内生产——这些材料被应用于电动汽车、数据中心、电网和先进武器系统等。

此次联邦投资延续了政府对该领域的持续介入。2025年7月，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成为美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商MP材料公司（MP Materials）的最大股东。同年晚些时候，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收购了锂美公司（Lithium Americas）5%的股份，以及该公司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合资企业5%的股份，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在锂供应链中的持股比例。

综上所述，这些案例表明美国产业政策明显升级。多年来，华盛顿一直依靠税收抵免、拨款和许可改革等措施来重建关键供应链。而直接持股则将联邦政府纳入企业资产负债表，使其既享有收益也承担执行风险。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政府参与是否正在成为应对与中共战略竞争的默认策略。

中共的主导地位及其带来的制约

中共在关键矿产领域的统治地位常常被外界误解。稀土并非地质储量稀少，锂（lithium）也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它们之所以具有战略意义，是因为其加工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并且会产生有毒废物和放射性副产品。虽然大多数西方经济体对环境危害都有严格的监管，但在中共治下，这些成本历来都由地方社区和国有实体承担。

中国在这些下游环节占据主导地位。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稀土开采量约占全球的60%至70%，而在精炼、分离和永磁体制造领域，其份额更是接近90%。即使稀土产自澳大利亚、非洲或美国，大部分稀土原料最终仍会流向中国进行精炼和加工，然后方能进入全球供应链。

由于稀土被广泛用于电机、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和国防系统等领域，国际能源署在2025年发出警告，这种程度的集中意味着出口管制或许可证变更可能会在几个月内而不是几年内扰乱生产，这凸显了供应链多元化作为一项政策优先事项的重要性。

转向所有权

为了打破中共对加工和制造业的牢牢掌控，制造业回流的呼声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在近期一些关键矿产交易中，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不再局限于引导私人投资，而是开始包括直接所有权或通过股权或认股权证等方式获得类似所有权的权益。这与税收抵免、拨款或长期采购协议等更为传统的产业政策工具有所不同。

这个做法吸引力显而易见。美国需要可靠的供应链。仅仅依靠市场重建供应链可能进展缓慢。拥有所有权是推进项目最直接的方式。

但是所有权也改变了这种关系的性质。实际上，它将联邦政府置于私营公司的资本结构之中，使公共资金与公司业绩和执行风险直接挂钩。

政府不再仅仅是在外部设定条件。问责制的界定变得越来越困难。商业挫折变成了公共损失。退出变得更加困难。原本由市场解决的决策开始与政治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那些周期长达数十年的行业中更是如此。

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体系（包括中国经济体系）的显着特征。在这些体系中，国家通常同时扮演监管者、融资方和所有者的角色，使资本配置得以在无需即时回报要求的情况下推进。这种结构也影响着损失的吸收方式和绩效信号的传递机制。

英特尔作为测试案例

半导体（semiconductor）行业提供了一个类似的公共支持与执行之间相互作用的例子。

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2022），英特尔（Intel）成为联邦半导体激励措施的最大受益企业，获得了与其在美国扩大先进制造能力计划相关的拨款、贷款和政府担保融资。其旗舰投资项目是位于俄亥俄州的一座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制造中心。2025年8月，美国政府收购了英特尔约10%的股份。

然而，进展比最初预期的要慢。英特尔以成本压力、劳动力短缺以及需要使产能与已确认的客户需求相匹配为由，推迟了建设和生产时间表。全面投产预计至少比原计划晚四年，财务业绩也印证了这一点。英特尔最新的季度报告不及预期，其代工业务持续亏损以及巨额资本支出拖累了利润率。

台积电：激励机制助力执行

台积电（TSMC，全称为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反例。台积电于2021年中期在亚利桑那州开始建设其在美国的首家芯片制造厂。到2024年底，该公司确认该工厂已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从破土动工到投产仅大约用了三年半的时间。

台积电的扩张得益于《芯片与科学法案》框架下的公共激励措施，但其运作模式与政府直接参与存在本质差异。台积电始终保持私营性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并受制于回报预期。产能决策与生产爬坡完全遵循商业需求，而非政策时间表。

台积电与英特尔的对比颇具启发性。这两个项目都面临着类似的劳动力短缺、监管障碍和资本密集型等问题。然而，台积电的进展体现了成熟制造模式的优势，以及该公司始终将效率和良率作为其激励机制的核心。这并非意味着激励机制不必要，而是表明所有权和控制权并非实现速度的先决条件。

国有企业的历史纪录

美国已经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美国邮政服务局（U.S. Postal Service，简称USPS）的任务是提供普遍服务，同时保持财务自给自足。几十年来，这两个目标一直难以兼顾。

根据美国邮政服务局（USPS）的文件和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简称CRS）的分析，USPS持续亏损，依赖立法救济，且现代化进程受限。其定价、劳动力结构和服务标准更多地受到政治干预而非市场机制的影响。

国际经验提供了更多背景信息。英国国家审计署（UK National Audit Office，简称NAO）和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简称IFS）指出，在英国，铁路、能源、钢铁和煤炭等行业的反复国有化和私有化周期，既伴随着经济的稳定期，也伴随着长期的投资不足和生产力增长乏力等。

英国的经验表明，当国家拥有生产性资产时，经济纪律就会让位于政治谈判。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中共在全球关键供应链中的地位，折射出其国有主导的经济体系。这种结构使北京能够集中产能、吸收损失，并在加工和制造各环节维持控制力——这是市场驱动体系难以复制的。

美国近期举措表明其正展现出运用更广泛工具的意愿。除激励措施和监管支持外，华盛顿已转向直接金融介入——通过股权投资、认股权证、贷款、保险机制，以及最新公布的“金库计划”（Project Vault）等提案，该计划拟依托政府担保融资，在供应中断时期保障关键矿产的获取渠道。

这些手段虽有差异，但核心问题如出一辙。无论是通过入股企业、为项目提供担保还是持有战略储备，每种方式都在增强国家在供应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这些措施本身并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尤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但综合来看，它们标志着资本配置与风险承担正逐渐脱离对市场的单纯依赖。

美国历史上仅在危机时期才允许此类国家干预。当前扩张是否保持定向性——抑或演变为更持久的产业政策特征——将决定美国在所有权与风险分担维度上的推进程度。其结果不仅关乎供应链韧性，更决定着美国能否在不永久性社会化产业风险的前提下，与中共模式展开竞争。

作者简介：

黎丽（Li Li），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注册投资规划师（CIPM）、注册理财规划师（CFP®），是纽约大学金融规划硕士项目的兼职教授，同时也是森林山金融集团（Forest Hill Financial Group）的财富管理顾问。她曾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学习经济学，并在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教授经济学，此前曾担任AT&T的策略师和分析师。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Is the US Testing State Ownership of Key Sectors for Geopolitical Leverag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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