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废掉毛泽东规矩 埋下重磅政治炸弹

在《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斯坦福大学的许成钢借凿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历史，阐释了为何中国仍陷于重现极权统治的制度模式之中。裴敏欣的《破碎的中国梦：改革如何复兴极权主义》（The Broken China Dream： How Reform Revived Totalitarianism，暂译）则更聚焦于后毛泽东时代，将中国日益威权化的轨迹，追溯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

习近平的掌权之路

裴的分析，尤其是他对2007年中共关键的十七大的解读十分精辟，该次大会在2012年领导层换届前，将习近平确立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尽管如此，他可能高估了列宁主义体制助长习近平的极权野心的程度。我对中国长期发展轨迹的评估则没那么悲观。

裴在书中写道，2007年，习近平浮出水面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时，胡锦涛本人其实更倾向门生李克强，但他的共青团派系败给了由胡的前任江泽民领导的上海派系。习近平最终胜出，是因为江泽民派系自身缺乏强有力的候选人，且宁愿支持习近平，也不愿让共青团再主导领导层10年。习近平上台后，利用中共领导层内部对腐败和体制腐朽的普遍担忧，成功地在政治博弈中胜出，并瓦解了这两个派系。

裴还指出，习近平并非唯一推动极权主义的高层领导人。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薄熙来，这位曾主管重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2012年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在裴的叙述中，中共领导层广泛支持薄的重庆模式。该模式将经济权力集中在地方领导人和国有企业手中，揭示了列宁主义体制对极权政治复兴的接受程度。

但裴认为习近平的崛起，反映了列宁主义体制的结构性逻辑，而非偶然的政治权谋，这个观点则显得较不具说服力。正如裴本人所承认的，江泽民和上海派之所以支持习近平，恰恰是因为他缺乏强大的派系基础，且在晋升过程中未引发任何警报。不同于薄熙来宣扬的新毛泽东主义政治，令党内多数领导层感到不安，习近平在掌权前，谨慎地隐藏了自己的野心和意识形态倾向。换言之，江泽民派系支持习近平，并非因为他们希望回归极权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能控制他。

菁英的共识是先将薄熙来边缘化，再导致其垮台，这进一步显示，中共最高层并不希望中国重返极权主义。薄熙来重拾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做法，在许多同僚中引发了极大的不安，甚至可能是恐惧，这正是他们最终倒戈相向的原因。相较之下，习近平玩得更老练，也更深思熟虑。正因如此，仅凭列宁主义体制，无法完全解释他的崛起。

尽管邓小平决定维持列宁主义秩序，无疑创造了使新强人得以崛起的制度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像习近平这样的人必然会崛起。因此，习近平的崛起，最好被理解为精英阶层权谋的结果，而非中国政治体制的既定结果。

此外，党内领导人对薄熙来极权倾向的反感，似乎依然存在。尽管不愿公开挑战习近平，但许多政治菁英似乎对他引领中国的发展方向感到不安。例如，外交部长王毅起初似乎对习近平推动的战狼外交感到不安，最终还是服从了。如果习近平面临长期的国家危机，究竟还有多少人会保持忠诚，目前尚不明朗。

这绝非暗示邓小平应被免责。如果他没有保留列宁主义体制，习近平在执政5年内重启极权主义将会困难很多，即使并非不可能。然而，可能性不应与必然性混为一谈。这个区别看似微妙，却显示中国的未来远非注定。

习近平的冒险豪赌

习近平对极权主义的执着毋庸置疑。对他而言，中央集权和意识形态纪律是中国伟大之基石。当然，国家伟大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指的不是权力集中于国家手中，而是指公民能够受到法律保护、自由发展才能、并在无需担心压迫和歧视的情况下繁荣发展。

然而，即使以习近平自身的标准衡量，极权主义能否带来长期繁荣也远非定论。在这点上，许的怀疑似乎有充分依据。他对现代历史的研究显示，共产主义极权体制总是会因经济管理不善、政策僵化以及活力衰退而走向衰落。正如他指出的，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成功逃脱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是否会成为例外，仍有待观察。极权主义确实能取得令人瞩目的短期成果，特别是在资源动员、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战略性产业发展方面。但集中控制和意识形态僵化往往会扭曲经济决策，压制创业精神和国内创新，并在国际上引发不信任。习近平将中国推向极权主义道路的步伐越深，这些问题就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1949年以来，中国自身的历史对此作了鲜明的印证。在毛泽东统治下，极权统治屡屡引发经济灾难，其中最惨烈的当属“大跃进”时期。这场运动导致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饥荒之一，据估计在1959年至1961年间，夺去3千万人的生命。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与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快速工业化形成鲜明对比。

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放弃极权主义的最极端形式。中国向对外贸易、投资、技术和管理专长敞开了大门，使外界普遍相信，中国正朝着一个更务实、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体制迈进。

在集体领导下，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非凡增长。对此，海外华人的资本和专业知识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个飞速扩张时代的终结，恰逢习近平掌权，以及他重新推动极权主义。

当然，中国的经济放缓不能完全归咎于习近平。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结构性压力，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口减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显然加剧了这些问题。特别是，他用强人统治取代集体领导，导致重大政策失误的频率和规模都有所增加，从川普首个任期内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到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导致疫苗接种率不足的人群死亡人数大幅激增。

与此同时，习近平日益侵略的行事作风，促使许多外部合作伙伴重新审视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公众情绪的转变同样意义重大。在改革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自己的生活会持续改善，但在习近平执政下，这种信心已然减弱。许多年轻人非但没有热情地参与他的民族复兴计划，反而完全退出中国极具竞争性的职场文化，转而拥抱“躺平”的理念。

诚然，习近平恢复的集中控制，显著加强了中共在战略领域指导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尖端技术领域。但这些成果的取得付出了巨大代价。习近平摒弃了定义改革时代的务实主义，转而拥抱极权主义，此举可能动摇了使中国崛起成为可能的经济奇迹的根基，从而削弱了中国实现中国梦的能力。

此外，习近平透过实质上确立自己作为终身领导人的地位，埋下了一颗政治定时炸弹。他废除了毛泽东时代之后确立的有序接班规范，这增加了他最终离任时可能引发激烈权力斗争的风险，而这种斗争可能会决定中国的未来。正如裴指出的，民主化的前景依然黯淡。但即使只是部分脱离极权主义，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更为有利。

然而，就目前而言，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方向似乎已定。他最终能否实现中国梦，不仅取决于其领导层的能力，还取决于世界其他国家将如何应对这个日益将自身定位为与民主世界对立的政权。

正因如此，裴和许的著作显得尤为珍贵。任何关注中国的人，都能从裴的洞见及其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演变的清晰、严谨的分析中获益匪浅。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将能对他们所打交道的这个国家有更清晰的认识。许那部宏大而内容丰富的著作，也值得认真关注，尽管全书逾700页，读者可能主要限于学术专家。

裴和许的著作，共同为理解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本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洞见。他们迫使读者超越长期塑造西方政策的那些令人安心的假设，直视驱动中国政治体系的深层结构性力量，从而揭示了中国重返极权主义所涉及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