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我 “反革命集团首犯” 会在专制灭亡那一天告慰父亲

父亲离开我，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始终觉得，他一直在的，一直在看着我，犹如他在看守所首次探望我的时候，手抚着我的头，慈祥的看着我的那个目光……

父亲对我是基于厚望的，我中学刚毕业，没能考入大学，他坚决的拒绝了母亲要求我再次复考的想法，把我送到了部队，四年海军航空兵的生涯，给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历练，这应该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大学‌‌”。

退役后，我分配至南京某汽车集团公司，进入了人事科担任人事干事，因为不是党员，又没有学历，面临淘汰，所以父母亲帮我联系了江苏教育学院的老师，日夜补课，使我终于考入了江苏省商业管理学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专科学校。这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学‌‌”。

临近毕业那一年，爆发了八九，青春热血的我，没有任何迟疑，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去，几个月的腥风血雨，一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民主风暴，一个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民主梦想，被邓小平，李鹏的坦克车和机关枪，无情的击碎了。

我被没收了毕业证书，我被南京公安局通缉，我被冠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这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学‌‌”。

从我被逮捕到宣判，历经了二年时间，很清楚的记忆，在一个下午，随着哐当一声号门被打开，管教老王头喊了一声：吴建民接见。我终于等来了见到父母的那一天。

那是关押以来的首次接见，父亲，母亲，弟弟，妹妹，还有六四南高联的战友都来了，因为很多战友曾经在这个看守所关押过，所以老王管都不给他们进来，只有二个老王头不认识的同学长鹏和王立随我父母一起进来看我了。

长鹏和王立蹲下来，往我的袜子里面塞钱。叮嘱我要加强营养。

妈妈，弟弟，妹妹看着剃了光头的我，都忍不住哭了。

父亲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他的手，抚在我的头上，我能感觉到，他得手在颤抖，我仰望着父亲，没有看到他的泪，但是我能看到他的心。

关押在龙潭监狱的那些岁月，父母每个月都要坐整整一天的班车来看我，父亲是一个军医，是二野秦基伟部队的老战士，八十年代正师职离休干部，按照离休待遇，他是可以使用军车服务的。但是自我出事后，每周我父亲的政治学习会议，就是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老干部们，对我父亲的冷嘲热讽会议，说我父亲培养了一个反革命，父亲很倔强，他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军车来看我。在批准接见的日子父母总是风雨无阻来看我，尽管有的时候，探视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他们把带来的水果和食物交给管理员，和我还没有说上几句，就被阻止继续见面了。

有一次父亲来看我，他摸着我的脸，问我：孩子，他们打你了吗？

我说没有，

爸爸是当医生的，你认为爸爸看不出来吗？

我说爸，这些都过去了，

孩子，告诉爸爸，疼吗？

我说，不疼，我挺过去了，

孩子，爸爸多么愿意替你，

我听到爸爸这个话，泪如泉涌……

刑满回来的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五岁了，父亲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小巷等着我，见到我时，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轻声的问我：回来了？我说爸，我回来了。父亲拉着我的手，挺直了他军人的胸膛说：咱回家。

十年前，父亲走了，在他七十八岁的年龄走的，走的太早，

没有来得及看到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女，

没有来得及看到我六四蒙受苦难的昭雪，

没有来得及看到中共的垮台，

没有来得及看到他反革命儿子对中共再次发起的奋力冲击。

我会记住我的责任，我会在专制灭亡的那一天，来到父亲的灵前告慰他，儿子不负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