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睎干：谁害怕照妖镜？谁就是妖

香港的独立书店“一拳书馆”负责人庞一鸣及三名职员日前被捕（现已获准保释），媒体引述消息称，四人涉嫌干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警在书店检取被指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当中包括《黎智英传》，即祁福德（Mark L. Clifford）以英文撰写的《The Troublemaker》中译本。有位朋友跟我说，原先不打算看这本书，现在反而很有兴趣看看它如何“煽动”——似乎要多谢国安处的曲线宣传了。

特区国安警为了区区几本书，不惜劳师动众、散播恐惧，除了不必要地破坏香港声誉外，也直接告诉全世界，这个国家的“安全”是何其脆弱。此事在台湾和西方媒体均有报道，但莫说香港境外的人不会了解何谓“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相信就是身在香港的你，也未必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罪，正如郭凤仪的父亲，从未想过退保取回自己的钱，居然也会触犯“国安法”而坐牢（参见〈郭贤生犯的法，李运腾也不明白？〉）。

然而“不知者有罪”，近年已经是香港社会的常态了。书店员工和一般市民非但不会知道哪些是“禁书”，更不可能明白什么是“煽动意图”。

所谓“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来自“维护国安条例”第24条，原文说：“任何人明知刊物具煽动意图而刊印、发布、出售、要约出售、分发、展示或复制该刊物”，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监禁7年。但什么是“煽动意图”呢？简单来说，只要你作出某些行为，意图是令人憎恨、藐视中共的制度、机关或特区政府，已涉“煽动意图”，就算没有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扰乱公共秩序，甚至实际上没任何人被你成功煽动，一样可以入罪。

这次涉案的《黎智英传》，我早已看过，也曾经在文章中引述，而我引述的目的，当然不是意图“煽动”，而是说明黎智英在狱中渴望跟人聊天交往，不可能自愿申请单独囚禁（参见〈黎智英“要求”单独囚禁？〉）。昨天我又重看了一遍《黎智英传》，还一口气再看了两本疑似已在香港成了“禁书”的书：黎的自传《我是黎智英》（商周出版，台湾，2007年）和吕家明的《黎智英传说》（明报出版社，香港，1997年）。

三本书都讲述黎智英的奋斗故事，性质类近，内容也有重叠，以去年出版的《黎智英传》写得最详细，也最有条理。我认为没任何一本带有所谓“煽动意图”。尽管每本书都有些关于中共的负面内容，但作者的意图，明显只是为了交代黎智英成长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心路历程，而不是子虚乌有的“煽动”。试看以下内容：

//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权后，当局下令将黎家大宅分割成多间公寓。中国的新统治者将外来家庭安置在房子里，共用厕所与厨房。内战激烈时期，黎智英的父亲曾让共产党人在家中楼上举行秘密会议，获得的回报却是迫害。他失去事业，失去家园。这段经历让他崩溃。//（祁福德《黎智英传》)

//身处最多外国人入境的中国火车站，其中大部分是香港华人，担任搬运工的黎智英很快意识到官方说法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开始认清共产主义的谎言。“我给外国人搬的行李袋闻起来多香。”他惊讶地说：“我能看到人们穿得多好，讲话斯文，对我们的态度多好。在中国，从来没有中国人对我这么好。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很有教育意义。它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我对自己说，‘我想住在那个地方。我想去香港。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祁福德《黎智英传》)

//解放后的中国，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由五零年的土改开始，跟着是三反、五反。

政治运动里，常人可以变英雄，英雄可以变罪人。黎母这位当年的前进知青，在这运动浪潮里，跟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逃不过被批斗的厄运曾跪铁钉和被判劳改。

黎智英说，母亲每次被批斗回家，都会卷起裤管，用浓得发黑的普洱茶来清洗膝盖上跪完铁钉的伤口。

母亲告诉他，用浓茶洗涤伤口之后，颜色会渗进皮层，伤口愈合后不会脱色，她要把这些疤痕永远留着，好使一生一世都记着这段日子。//（吕家明《黎智英传说》）

黎智英初到香港，身上只有一元，那时的云吞面才两毫半一碗，他一口气就吃了四碗。后来在回忆中，他是这样对比香港和大陆两个世界：

//我刚从饥荒的大陆逃出来，吃完面，我才发觉街上原来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那是个我从来都想像不到的丰饶世界。在大陆，钱是买不到东西吃的，在这里，一元便给我带来这样丰当的享受，突然间钱的价值便重要了许多。//（黎智英《我是黎智英》）

看过以上几段，你会不会因此藐视中共及其制度呢？也许会，也许不会。但重点是：作者写这些的意图，到底是为了“煽动”你去藐视谁，抑或纯粹出于传记写作的需要，向读者描绘传记主人翁的时代氛围呢？

看过《黎智英传》的人，应该知道它既不是旨在“煽动憎恨”什么组织，亦不是为黎智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书。祈福德如实记下黎智英和壹传媒一些不大光彩的过去，如人尽皆知的“陈健康事件”、《苹果日报》改图夸大郑经翰遇袭所受的伤势等。书中第二章，祈福德更写了黎智英本人的黑历史：七十年代刚创业的黎，跟一位“马老板”争夺购买新蒲岗一间被银行收回的工厂，由于马老板是银行熟客，有优先权，黎不愿放弃，就决定巧取豪夺，利用马老板迷信的心态，收买了黄大仙一个解签师傅，让他用谎言劝退马老板。这件事，黎在自传《我是黎智英》的〈将骆驼往针孔里穿〉也如实忏悔，表示“买得到这间厂是因为我出老千，因而心里一直感到不安。”

祈福德把黎的“臭史”统统写进书中，难道是为了“煽动”读者藐视憎恨黎智英吗？智力正常者皆知道不是。写到这里，我只想奉劝某些丑人，若嫌自己长得难看，可以去化妆、整容、易容，或索性躲起来不见人，但请勿胡乱指责镜子。同样道理，有些政权从来是凭实力招人藐视的，根本用不着他人费心“煽动”，将来想滥捕无辜，也请找一个较像样的借口吧——当然，他们的样子如何，借口也必如何，要求“像样”是我强人所难了。

说穿了，世间的所谓“禁书”都是照妖镜，谁害怕，谁就是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