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和香港，好奇已经成为犯罪行为

《新苏黎世报》发表客座评论写道，2026年2月9日，现年78岁的著名报人黎智英被判处20年监禁。这一历史性的判决为香港已经写入法律的民主权利画上了句号，并再度表明，北京的最高信条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中国共产党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这篇题为《在中国和香港，好奇已经成为犯罪行为》的评论写道：

“黎智英和陈日君是香港抵抗运动老一代的代表人物，而现如今，这座城市未来抗议行动的火苗也已被扑灭。2014年‘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黄之锋以及周庭，因为为香港争取自由选举，而遭到系统性的打压。因所谓‘香港47人案’，黄之锋已经入狱多年，这些人仅仅因为组织民主派参加初选，就被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他们的同路人罗冠聪则被迫流亡伦敦，这位被香港当局悬赏通缉的年轻人已经成了少数仍能自由发声的香港人之一。

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制度性拆解，所遵循的是一种极为严苛的司法逻辑。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在香港发布的《国安法》以及2024年被进一步收紧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成了悬在香港人头顶上的司法利器。这些法规措辞含糊，使合法的新闻报道也随时都可以被冠以‘勾结外国势力’或‘煽动动乱’的罪名。好奇心也因此成了刑事犯罪。受害者名单也越来越长，《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已遭关闭，《众新闻》开始噤声，这一切都标志著香港新闻自由的终结。

2020年至2026年期间，至少已有385人因所谓国安罪名被逮捕。而今日香港的一切，仅只是中国大陆普遍现实的一个缩影而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自由绝不只是受到限制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存在新闻自由。在习近平治下，新闻机构早已沦为党的宣传喉舌。长期以来，在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中国一直处在倒数的位置上。数以百计的记者和博主在中国被投入监狱。”

《新苏黎世报》客座评论的作者Alexander Görlach写道，当权者的偏执绝不仅仅限于对新闻自由的忌惮，任何不符合官方立场的表达都会遭到无情的打压。

“习近平威权统治的范畴早已超越了中国的国界。北京的信息战已经进入了西方。在欧洲和美国，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试图操控关于中国的话语权。目的是将任何批评中国的声音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例如通过收购媒体股份，投放伪装成编辑部文章的广告副刊，甚至还会有针对性地对外国记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中国（共）国家媒体正在进行全球扩张，而与此同时，亲北京的机器人账户则在西方社媒平台上大量散布虚假信息或对批评人士进行打压。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从内部瓦解自由派的公共舆论。

有鉴于此，西方各国政府绝不应将香港新闻自由的丧失当作是一个地区性的小烦恼。香港和中国大陆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正是为新型世界秩序所描绘的蓝图：独裁者的话语可以凌驾于法律赋予民众的权利之上。一旦拥有足够权力之后，北京会如何行事，从香港的现状中就可以一目了然。即便是对民主治理下的台湾，习近平也准备在必要情况下以武力将其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帝国不欢迎个人自由。而打压个人自由，才是习近平的最高信条和执政特色。只有他确信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不再受到威胁时，对自由的打压才会告一段落。”

严重误判中（共）国市场德国车企咎由自取

梅赛德斯等德国车企相继发布了利润大幅下滑的消息。《编辑部网络》发表评论称，德国汽车工业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同这些车企对中国市场的盲目依赖有着密切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当初对中国的判断都是极其天真的。中国不断增长的民族自豪感促成了本土品牌的崛起，电池动力和网络连接引发了技术革命，房地产泡沫及其最终的破裂，人口老龄化与并不完善的养老系统，这一切都早已就在中（共）国的发展轨迹中埋下了伏笔，但德国车企却一直视而不见。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他们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能永远为他们保障稳定。

这一切就是梅赛德斯以及其他德国车企利润暴跌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政界确实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状也削弱了工业界很多合理诉求的说服力。毕竟工业界的误判和疏忽并不能改变政界的失误。只是在中国高速发展以及欧洲央行以零利息放贷时，这样的失误根本无关痛痒。

现如今，政界和经济界都面临著行动压力，而对于企业来说，只要意识到了问题所在，采取行动也相对容易一些。梅塞德斯已经调整了经营战略，推出了新车型，并削减了企业成本。如果说2025年已经翻篇，那么，2026年就将成为过度之年，而2027年则有望迎来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