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更像今天的朝鲜！世界误读 不容忽视

在《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斯坦福大学的许成钢借凿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历史，阐释了为何中国仍陷于重现极权统治的制度模式之中。裴敏欣的《破碎的中国梦：改革如何复兴极权主义》（The Broken China Dream： How Reform Revived Totalitarianism，暂译）则更聚焦于后毛泽东时代，将中国日益威权化的轨迹，追溯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

误读中国的改革时代

贯穿这两本书的一条主轴，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延续的列宁主义政治体系的韧性。正如两人所指，邓小平坚持捍卫“四个基本原则”，包括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保了最终恢复极权统治所必需的制度框架得以存续。

在改革时代一开始，中国与今日繁荣、工业化且技术先进的强盛国家相比，倒更像如今的朝鲜。无论从何种标准衡量，中国都比其他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更为成功，建成了比苏联曾经实现的更为充满活力、富有创新精神且高效的经济，同时却始终保持着典型的列宁主义特征。

许多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理所当然地聚焦于40年快速经济增长所引发的巨变。但这种侧重，掩盖了同一时期政治体制本身几乎未发生任何改变的这个事实。

就这方面，许和裴的观点隐含地挑战了之前对中国政治演变的解读。例如，政治理论家贝淡宁（ Daniel A. Bell）2010年出版的《中国的新儒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与日常生活》（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一书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已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它不妨被称为“中国儒家党”。许和裴的分析，与这类解读难以调和。

无论将中国理解为极权主义、准极权主义，或是仅仅是威权主义，这对与其进行战略竞争的民主政府，以及企业、大学和非政府机构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要理解中国，必须关注支撑该政权的政治结构，而不是该政权在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呈现的面貌。

试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倘若民主国家政府能认识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目的并非是推翻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而是为了强化并现代化该体制，他们还会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将其推向西方式自由主义吗？它们还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从而助其成长为一个足以挑战甚至可能超越自身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世界强国吗？

许的制度基因概念解释了为何中国的经济转型未能带来政治自由化。他并非简单地重提那种常被用来支持“中国例外论”主张的文明论，而是认为民主化最终取决于“一种根本且稳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可以塑造主要社会互动中关键行为者的行为”。尽管这些制度基因是继承而来的，但许承认它们可以进化、变异或被取代。

许将中国的制度基因，追溯至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遗产及其更为悠久的中央集权帝国统治历史，他认为这两种传统相互强化。他指出从封建王朝时期承传下来三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中央集权的等级制行政体系;管理一个大陆规模国家的科举官僚体系;以及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

许认为，这些制度安排催生了一种敌视宪政与民主的政治文化。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将儒家思想作为前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来塑造政府官员思维的做法，以及产权的缺失，都有效阻止了了对帝国权威的挑战，无论是来自贵族精英还是基层运动。

许认为，拥有助长极权统治的制度基因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俄罗斯同样形成了制度传统，尽管与中国的不同，但同样为共产主义独裁提供肥沃的土壤。

许的这个宏大历史论断最终能否成立，尚有争议。但他提出了一个不容轻易忽视的问题：某些社会是否会因根深蒂固的制度结构和政治传统，而深陷极权主义泥潭？即使不认同他的“制度基因”理论，人们也能认识到中国政治结构在塑造其后毛泽东时代发展轨迹时发挥的关键作用。

裴得出类似的结论，却并未诉诸“制度基因”理论。相反，他对邓小平的遗产提出严厉的控诉。裴对后毛泽东时代以10年为单位，进行细致剖析，不仅记录了中国非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同时揭示了其政治体系，在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支持下，如何在根本上保持不变。

在许多方面，裴的论点在实证上更具说服力。他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后毛泽东时代，既能引用更具针对性的证据体系，又避开了许那种横跨文明与千年的全景式历史考察固有的争议。许的核心论点，也就是列宁主义体制的存续扼杀了任何民主化的可能性，使习近平的强人统治在回顾中显得几乎不可避免，从而强化了中国仍深陷极权主义陷阱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