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杀文)翟振武“放开二胎将带来一年4995万新生儿”的预测为什么落空了

早上看到一则官方新闻，说是“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总量同比减少339万人。”

由此想到东土人口学会会长，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2014年发表在《人口研究》的一篇著名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这篇论文对东土未来的生育率做出了非常乐观的预测，其摘要说：

……文章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等人口数据，推算2012年我国独生子女的规模，并从独生子女的角度估算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进而测算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符合政策条件的目标人群规模较大，且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4.5左右……

我也懒得专门费笔墨嘲笑了，就简单说一说：为什么翟会长的预测落空了？

翟振武论文的主要问题是这么几点：

第一，翟会长轻率地混同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这也是他那个预测最大的问题。

翟振武在论文说，他“对未来人口愿景的分析是基于70%二胎生育意愿下的妇女生育水平测算”，“本文假定在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全国妇女二胎平均生育意愿为70%。以此粗略估算，假设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会有1.06亿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符合条件的目标育龄妇女数1.52亿乘以二胎生育意愿0.7可得)，也就是由于政策变化将多出生1.06亿个孩子，即累积效应”。

而这个“70%二胎生育意愿”，其实源于几个10年代初的官方或者民间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得到的结果。

但是，意愿并不意味着就会落地成现实。大多数人想发财而没有发财，网左想燕妮而没有燕妮，金教授想赢而没有赢，是因为他们不想、没有意愿吗？

现实层面的生育行为，并不单纯由生育意愿决定，还受到亲代收入水平、子女抚育成本、教育成本，甚至相关医疗居住成本等种种外部限制因素的影响。

甚至一些文人所歌颂的东土人吃苦耐劳、工作繁忙，也可能限制他们的生育行为。

翟振武看到几个二胎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就简单地判断单独放开二胎就可以快速提振生育率，而不是考虑支持民众生育的公共措施应该跟上去。他甚至在论文里提前担忧放开二胎后出生的新人口“逐渐进入学校、就业市场、老龄期后，对我国教育、就业、医疗等将产生更剧烈的冲击”。蛤蟆在官田者为官鸣，在私田者为私鸣，翟会长如此关心官田的利益，属实是有点抽象了。

翟振武预测的第二个大问题，是他过度高估了正策工具的效力，而轻视了人心。

即便那几个10年代初的“70%二胎生育意愿”调查属实，也不足以成为“未来人口愿景的分析”的基础。这是因为正策工具的调查验证需要时日、收放需要时日、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的形成和消散也需要时日。

翟振武征引的这些调查在11年-13年进行，当时接受调查的一孩家长大概在三十到五十岁，出生自六十到八十年代。翟会长的论文14年发表，全面二孩16年开放。到现在，生育适龄的男女很多是九零后、零零后了，他们从小生活在鼓吹“只生一个好”的社会，对于生育的观念，和六零后、七零后不可能相同。

这也是为什么在生育问题上，各个网络平台上的年轻人们非常积极地以前几十年之矛，攻后几十年之盾。

既造业因，便有业果。人心不是正策砖家手里的橡皮泥，可以轻易为了某种原因人为塑造，又可以轻易为了另一个原因迅速修改。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砖家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