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丛：中国对“邪教”的定义正扩展至宗教团体之外

从任何传统意义上讲，“创造丰盛”都不是一种宗教。正因如此，该团体遭受的迫害预示着中国意识形态管控正危险地扩张。

来源：《外交家》2026年4月16日

作者：Jianli Yang（杨建利）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近期将中国团体“创造丰盛”列入其“受害者名单”，将其认定为一个遭受迫害的宗教组织。这一认定意义重大，值得肯定。它反映出华盛顿方面日益意识到，北京当局正持续压制各类信仰群体。

然而，这一标签实际上可能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创造丰盛”从任何传统意义上讲，都不是一种宗教。正因如此，该团体遭受的迫害预示着中国意识形态管控正危险地扩张。

“创造丰盛”这一团体诞生于近三十年前，最初是一个以个人成长、道德省思及互助支持为核心的松散网络。其创始人张馨月倡导一套理念，强调自我提升、感恩之心、情感觉察，以及通过内在成长来追求幸福。该团体的教义鼓励参与者从多元的传统——无论是否属于宗教范畴——中汲取养分，其前提是：各类信仰体系皆有助于个人过上更美好、更合乎道德的生活。然而，该团体本身并未确立特定的教义、神职人员、宗教仪式，亦未宣称掌握某种独一无二的绝对真理。事实上，其成员涵盖了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及其他群体，大家在一个共同的个人修养框架下和谐共存。

在实际运作中，“创造丰盛”与其说像一个教会，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集读书会、身心健康互助网络及公民社团功能于一体的混合型组织。其下设的“奢华生活艺术馆”会举办读书分享会、讲座、茶话会、游学活动，以及关于哲学与生活改善的研讨交流。该团体的指导性读物——诸如《成长的智慧》与《心灵成长的力量》——若以任何常规标准来衡量，都更接近于励志类读物，而非神学典籍。

然而，正是这些特征，使得该团体在中共眼中变得不可容忍。

尽管“创造丰盛”曾被指控诈骗成员并以传销模式运作，但这并非 中共当局真正关切的问题。针对该团体的法律诉讼案件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2025年，辽宁省一家法院判处8名与该网络有关联的人员有罪，罪名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法院对他们判处了监禁刑罚，并处以巨额罚款。当局查封了遍布500多个城市的1000多处附属场所，没收了巨额资产，并将数十人列入了通缉名单。

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揭示了此次起诉的真实本质——及其极度的随意性。针对被告的核心“证据”，是一份由一家官方智库受托出具的专家鉴定报告；该报告认定，该团体的书籍宣扬了“唯心主义”、“迷信”以及“扭曲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相悖。换言之，其罪行并非欺诈、暴力或胁迫，而仅仅是思想观念的表达。

更令人震惊的是，判决书中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既没有受害者，也没有具体的犯罪行为，更没有可证实的损害后果。判决书仅提出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指控，声称被告曾“传播正能量”、出国旅行，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资金。对财产的没收——据报道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人民币，甚至波及了未被列为被告的人员——显得极其不成比例，且与任何经证实的违法行为毫无关联。

针对“创造丰盛”的打压行动，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迫害；它本质上是将非官方认可的思维方式定为刑事犯罪。

长期以来，中共对任何独立于其控制之外运作的有组织团体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是那些能够吸引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追随者的团体。“创造丰盛”拥有数十万名参与者，且势力范围遍及全国，恰恰符合了这一特征。

该团体的社会构成似乎进一步加剧了官方的焦虑。其参与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女性——其中许多人出身于精英阶层或拥有政治背景的家庭——她们将该网络视为一个疗愈个人创伤的空间，这些创伤往往源于中国权力结构内部的腐败、虐待或不公遭遇。这种基于共同经历而形成的社会网络，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政治风险。

在当代中国，女性的揭露——无论是涉及腐败丑闻，还是像网球明星彭帅与前高官张高丽一案那样备受瞩目的案件——都表明了个人冤屈如何能够动摇公共权威的根基。从北京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能够促进此类个体提升意识、凝聚团结并发出声音的社群，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

此外，据报道，该团体还为“失独”家庭提供了情感与社群支持——这些父母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且已无法再生育。这些家庭代表了一个沉默却积怨深重的群体；他们的集体组织——即便其主题仅围绕着疗愈与寻求人生意义——也可能转化为一种潜在的政治不满。

综合来看，上述因素解释了为何国家机器会诉诸那些惯用却极具弹性的罪名，试图彻底铲除“创造丰盛”团体：诸如“封建迷信”、“邪教”、“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直至最终的“危害国家安全”。此类措辞通常与中共对宗教事务的严密管控联系在一起；但在实践中，当局会压制任何形式的独立结社——无论是否具有宗教色彩——只要这些结社可能孕育出独立于官方叙事之外的身份认同、忠诚归属或真理观念。

这正是“创造丰盛”一案所蕴含的更深层意义，而将其简单定性为“宗教团体”的做法，恰恰可能掩盖了这一深层意义。北京当局的打击目标绝非仅限于宗教领域。它正将其高压管控的触角延伸至哲学、文化乃至心理疗愈等各个空间——凡是个人试图在中共官方叙事之外寻求人生意义的领域，皆在其打压之列。

这一趋势不仅应当引起人权组织的警惕，同样值得那些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国际机构与人士高度关注。从事心理咨询、心灵辅导或社区营造工作的外国个人及团体，可能会发现自己正不经意间触碰了隐形的“红线”——因为当局对“迷信”或“意识形态威胁”的定义正处于持续扩张之中。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对此案的关注既合情合理，亦十分必要；但这应当仅仅是政策介入的开端，而非终点。美国国会与国务院应当明确指出，此案是中国当下正在呈现的一种新模式的缩影——即对思想本身进行政治化操控。美方应施压要求司法程序保持透明，呼吁释放被羁押人员，并为那些因遭受迫害而寻求庇护的个人提供支持。针对涉案官员实施精准制裁，亦有助于提高当局推行意识形态压制的成本。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华盛顿应当将上述事态发展纳入其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整体认知框架之中。处于险境的不仅是宗教自由，更是国家权力与公民内心生活之间的界限。

特约作者

杨建利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也是《国家评论》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