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羊：中共9·3阅兵——经济困境下的政治秀

9·3阅兵，中共异常紧张，地铁上警察排排坐，还有武警在车厢门口牵着警犬。北京居民说，没事别出门。（视频截图）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工业产出下降、企业爆发倒闭潮、青年失业率显着上升，民众生活压力持续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当局仍计划举行9·3阅兵，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引发广泛争议。在经济困境与民生压力加剧的情形下，耗费巨额财政资金举办军事仪式，凸显其潜在的政治意图。

回溯疫情期间，中共当局实施了“动态清零”政策，这被认为是造成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及封控措施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政资源，却未向受影响的民众提供有效经济援助。普通人被迫长期居家隔离，收入来源中断；而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亦因停工停产而面临生存危机。河北沧州某地方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做法尤为典型：由于财政紧张，当地政府召集辖区中小企业、沿街商铺、工厂和个体工商户开会，发放一份消防与卫生罚款条例，要求企业随意找出违规条款交纳罚款。中小企业无法反抗，只能接受这种莫须有的处罚，政府迅速获得资金继续强制核酸检测。这一案例清楚表明，疫情期间政府的财政压力被转嫁至企业和民众，而政府并未提供直接补助，直接导致经济活动停滞和民生受挫。相比之下，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等地，疫情期间失业者每周可领取超过600美元的补偿，部分餐馆业者每月可获得超过4000美元的援助，甚至享受暂免租金政策，这种对比凸显了中国封控政策下民众的经济压力与政府援助缺失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北京仍决定举行9·3阅兵。阅兵耗资巨大，其实际军事价值有限，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展示功能。对外，它是一种象征性军事力量展示；对内，它是一场政治秀，用以强化政权权威与象征性合法性。在经济困境下投入巨额资金而不用于改善民生，无疑加剧社会紧张和民众不满，也暴露了政权在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偏差。

阅兵期间，北京戒备森严：武警及便衣民警随处可见。这种高压维稳措施反映出政权对民众的不信任。公开数据显示，中共维稳经费已连续多年超过军费，而中共军费本身已是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表明，当局花在“防止民众反抗”上的支出超过国防支出，显示出政权脆弱性与合法性危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官员体系庞大，但没有任何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宪法虽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应由人民选举产生，但实际上人大代表均由政府委任，无法公开竞选纲领、对手或得票率。政治选举在中国本质上是一种作秀。

习近平在经济下行、民众不满情绪增加的背景下，通过修改宪法谋求非正常连任，导致事实上的终身执政与独裁统治，并在2022年将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从全国人大主席台强制拖离。紧接着，卸任总理李克强又突然离奇去世。这些事件不仅进一步集中权力，也在政界、商界及社会精英中制造恐惧与不确定性，削弱市场信心与投资意愿，成为当前经济下行难以恢复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期重庆大学城的反共投影事件进一步揭示了民众潜在的不满情绪。尽管事件被迅速压制，但其存在表明社会部分群体开始冒险表达对政权的不满。这一现象与中国缺乏真正选举机制形成鲜明对比：政权无法通过民主程序获取民意支持，却依赖高压维稳手段维持统治。这种“无民意合法性”迫使政权通过象征性政治仪式和庞大维稳开支维持社会秩序，而非通过改善民生赢得认同。

综上所述，中共在疫情期间的政策选择，以及9·3阅兵的政治展示和维稳开支，共同揭示了其统治的真实本质。疫情封控导致经济衰退、失业高企和民众生活受挫，河北沧州某地的罚款政策凸显政府对企业与民众的直接压迫；阅兵和维稳开支体现了政权的象征性政治逻辑与脆弱性；缺乏选举产生的执政合法性进一步加剧政权不安全感。在经济困境背景下，9·3阅兵只是一场政治秀，而非民生或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