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全球占比为何连年萎缩？

中共当局通过施行重生产轻消费的政策，以投资、出口和制造业规模扩张作为核心增长路径。图为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太仓港码头堆放的出口电动车。(STR/AFP via Getty Images)

近几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发生显著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料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连续四年下滑，从2021年最高点的18.5%下降到2025年的16.5%。这不仅是由于国内通缩、人民币走软两大因素削弱了以美元计价的经济相对规模，更是中国产能内需结构性失衡与国进民退所造成的结果。

产能内需结构性失衡中国失去了什么？

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投资拉动”，而非“消费驱动”。当局通过施行重生产轻消费的政策，以投资、出口和制造业规模扩张作为核心增长路径。地方政府通过基建、房地产、产业园区等不断扩张投资，企业在政策和信贷倾斜下持续扩产，当制造业产能与廉价劳动力结合形成“世界工厂”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但经济发展当核心驱动力仍是投资。

根据经合组织和欧洲央行的资料，1980-2010年，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从35%逐步上升至47%，远高于发达经济体（通常20%左右）和全球平均水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居民预防性储蓄高（因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不确定性），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长期偏低，形成“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回圈。

中共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5年中国人均消费支出为29,476元（人民币，下同），计算可知，14.1亿中国人家庭消费总额为41.56万亿元，仅在140.19万亿GDP中占29.6%。而同一年，美国人均消费支出高达61,284.89美元，3.419亿美国人的家庭消费总额为20.956万亿美元，占其30.767万亿GDP的68.1%。

即便在相同发展阶段，中国的消费率也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准。以2023年的资料为例，以美元计价，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在达到中国人均GDP水准时，居民消费率高出中国约20个百分点，而法国和韩国则高出约10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来自世界银行、各国统计局官网等（笔者整理）

投资能够短期拉动需求并形成未来供给，但过度依赖就会导致边际回报递减、债务风险以及生产与消费脱节。随着中国基础设施逐渐饱和，房地产红利消退，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若继续依赖投资拉动，不仅难以带来真实需求，反而会加剧供需错配。由于居民消费能力被压制，导致庞大的产能只能疯狂向海外输出。

官方资料显示，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11,889亿美元，同比增长19.8%。产能严重过剩和内需严重不足的失衡结构，造成对海外的“低价倾销”，中共政府人为制造的这种市场扭曲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各个国家也针对中国商品纷纷设立关税壁垒。

2024年10月起，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额外关税（最高38.1%，加上10%基础关税，总计超48%）。理由是“中共政府大量补贴导致严重扭曲的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同一年，美国和加拿大也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关税从25%提高至100%，理由同上。

美国还长期对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及元件征收高关税，理由是中共政府巨额补贴导致全球产能过剩和中国已主导了80%以上供应链。欧盟、加拿大、印度、土耳其等国家还频繁对中国生产的钢铝发起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并加征关税。

此外，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因中国过剩产能转移产生担忧，考虑或已实施针对性关税和调查。许多国家在反倾销计算中并不认可中国国内价格，而使用“替代国”方法。资料显示，2024年全球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开创新的纪录（近200起）。

4月22日，中共官媒《求是网》发表文章，承认“（中国经济）长期过度依赖投资驱动，而消费需求未能同步匹配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产能结构性过剩、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使经济难以持续运行在潜在增长水准，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国进民退”令企业信心发生了根本动摇

1979年，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开始向市场化转型，出现了大量的个体户、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他们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营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中国经济也因此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增长。

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因此，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兴衰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就业、创新和国际竞争力。

然而，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当局对民营企业的壮大始终保持警惕，生怕它们脱离中共的控制。即便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中共的一些官方刊物、党校研究文章、左派经济学者讨论中，还多次出现要限制甚至取消民营企业。

随着民营资本规模越来越大，控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2012年，中共党魁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地位明显开始下降，“国进民退”的问题更加突出。当局鼓励国有企业进行整合，并在监管和补贴方面给予其优惠待遇，使国有企业能轻松挤掉国内外的竞争对手。

国有资本开始系统性地进入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竞争领域，挤占市场份额，抢夺融资资源。中国银行业协会资料显示，流向民营企业的非金融企业贷款占比从2012年的52%，锐减至2016年的11%，而同期流向国有企业的非金融企业贷款，却从32%攀升至83%。

2017年中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当局对市场的干预态度越来越明显。2018年2月23日，中共保监会宣布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在一段时期内直接全面管理民营企业性质的安邦，这种处置方式以前极为罕见。2018年9月12日，吴小平发表“民营经济离场论”，声称中国私营经济应逐渐离场。

为确保民营企业不会“脱离控制”，中共打着“共同富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等旗号，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要求修改公司章程纳入“党的领导”、派驻官员等做法逐渐常态化。到2020年，大型民营企业基本实现了党组织的“全覆盖”。

此外，当局以国家安全为优先的政策取向，改变了资源配置逻辑与制度预期，提高了民营企业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削弱了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2020年，中共以防范金融风险、加强资料安全和反垄断为由，对平台经济展开了一系列监管整顿，平台经济从“鼓励扩张”转为“强化控制”。

随着蚂蚁集团IPO被叫停、阿里巴巴被反垄断处罚、滴滴出行被资料安全审查并下架应用，市场开始重新评估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所面临的制度风险。这导致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模式、资本预期与市场估值发生明显变化，大厂被迫裁员并收缩投资，风投（VC/PE）意向明显降温。

2021年，当局打着“教育公平”和“减轻学生及家庭负担”的口号推出“双减”政策，对学科类校外培训行业进行大规模整顿。政策实施后，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被要求转为非营利性质，大量培训机构关闭或转型，行业资本快速撤离，超过百万从业人员被迫转岗，整个行业迅速萎缩。

在这种系统性、有意识的政策收紧和打压下，民营企业家宛如惊弓之鸟，产生“做大做强可能被针对”的担忧，不敢贷款、不敢投资，进入了维持观望甚至收缩的状态。202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是自1990年以来首次年度负增长，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4%。

根据知名商业资料平台无破科技的资料，中国企业破产数量近年来快速攀升。从2020年的4万余起增至2024年的10万起以上，五年间增幅超过140%。2025年，企业破产数量仍维持高位，新增案件84,882件，涉及企业45,068家，资产评估总价约1.76万亿元。

结语

中国经济全球占比连续下降，表面上是人民币走弱与国内通缩造成的名义GDP缩水，实则反映出投资驱动模式边际失效、产能与内需失衡不断加剧，以及“国进民退”背景下经济活力与创新能力持续被削弱等结构性问题。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扩张”进入“结构调整”，也意味着国际市场将会重新评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

随着国际投资者和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预期趋于谨慎，外资流入放缓以及资本外流压力上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将进一步打击国内民营企业和居民信心，导致民间投资更加低迷，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影响就业、收入和消费，对整个经济形成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