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以贸易取代援助”敲边鼓

图为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
四月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发给所有美国驻外使馆的外交电报,要求外交官争取各国政府支持,推动“以贸易取代援助”(trade over aid)的转型计划。卢比奥向外交官们指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进入一个建立在繁荣经济之上的新黄金时代,这得益于亲商的政策:放宽管制、降低税收以及能源产业的解放。”
这份“以贸易取代援助”宣言,内容包括宣扬自由市场价值,抨击全球援助体系,并主张现行的援助模式,往往导致浪费、欺诈与依赖。宣言中说“是私营企业发展了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经济体,而非政府援助。”
美国重塑外援模式
为落实该政策,川普政府已着手重塑全球援助体系,包括缩减并重组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削减对联合国多边计划的资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Mike Waltz)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对议员表示:“在发展方面,我们正大力接触私营部门。让我们降低资本门槛,推动外国投资并创造就业,而不是制造依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Tommy Pigott)也表示,美国仍是“世界历史上最慷慨的国家”,而那些支持援助多于贸易者,支持的是一个“腐败的非政府组织工业复合体”。
其实,关于援助浪费或善款浪费,甚至对受助者造成“爱之反而害之”的不幸后果之讨论一直以来所在都有。我早在21年前就以“由善款浪费谈起”为文讨论过:
2005年3月间路透社报导,英国慈善基金会牛津饥馑救济委员会,以及行动援助组织共同撰写的报告说,全球共有八十多个官方机构,负责向贫穷国家分配来自富有国家的援助,因而产生的大量繁文缛节,使得许多原本应该用来帮助贫穷国家的援助,却耗费在行政体系的管理成本上。
40%援助被浪费
该报告指出,富有国家每年给予全球最贫穷国家的六百亿美元的援助,实际上只有五分之一真正到达这些贫穷国家的手中。除了行政成本的耗费外,这些机构购买的救济物品价格太贵,以及相关服务的收费过高,也是耗费援助的主因。据估计约有40%的援助因此浪费掉。
报告也表示,大多数受援助国家对于富有国家所给予的援助金额应如何使用,没有说话的权利。有关这些援助的分配,是一个“由敷衍、虚伪、迟疑不决和施延所编织成的故事。”因此,牛津饥饿救济委员会的政策顾问罗森有感而发说,富有国家常告诫开发中国家应如何采取责任制度,以改善管理效率,现在正是富有国家将这些标准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我们应当认同罗森的建议,毕竟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甚至于任何家庭和个人,都应该以最佳的管理效率,将任何宝贵资源都用在刀口上。不过,对于救济资源、慈善捐款这类的“公共”或“无主”资源的管理及应用,在当前环境下,这种要求却显得不切实际,因为“自私””已然成性,除非“人心可以有效的回升”,人的善良本质及伦理道德能够快速拾回,否则什么样的呼吁、什么样的好方法都是徒劳的“口惠”罢了。
偶然间看到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的一篇短文,提到SARS疫情肆虐香港期间,港府提供巨款“作为防治疫症及有关医疗研究和加强公共卫生之用……。”他在期待“有关团体”不要因竞争而互出恶言,以至加深彼此矛盾致分配巨款走调的同时,提及黄凡的小说《慈悲的滋味》中,描述一座住宅大厦寡居的房东老太太,由于与房客长期相处有了感情,身后将大厦分赠房客,不料好心却引发房客的你争我夺,暴露了人性的贪婪和丑恶,与房东太太的善良,形成强烈对比。
将房东太太比拟作慈善捐款者,将众房客比作接受善款的有关单位和灾民,应是相当贴切的。由于善款的没有特定主人,也没有谁有权力主导,你争我夺的局面可以想像,此由台湾921大地震所发生的多起丑陋中饱私囊及灾民抢夺物资情事,也可见一斑,而曾为全球首富的洛克斐勒对“慈善事业难经营”的感慨,以及其非得委任专业经理人从事其慈善事业之营运管理不可,更可印证其言之不虚。
慈善事业难经营
在《洛克斐勒》这本传记中,作者朗.契诺记述洛克斐勒将其钜大财富大都用于慈善事业,其抱持着上帝使者之使命感,从事这项事业,发现其难度甚至比经营一般企业有过之,也到处显现出人性丑陋面。一方面是各方贪求无厌的需索,一方面是多方冷言冷语的讽刺。无怪乎洛克斐勒会感慨说,巨富是巨大负担,是一项沉重责任,不是大福就是大祸。为了做好慈善事业,为免除受补助者的依赖性更深,他提倡“相对基金”理念,尊重专家意见,实施“普及性”社会福利。他在医疗和教育两类慈善事业上最有成就,所创设的医学研究所,研发出多项治愈严重传染病的药方并普及全球,而此研究所转变成的洛克斐勒大学,也成为培育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温床。在教育方面,芝加哥大学这所名校的创办固然有名,但在基础教育,尤其是女性和黑人的普及教育上更值得大书特书。由此两类慈善事业,可看出洛克斐勒具有“永续发展”的远见,也可窥知其不在求名,此由他一概谢绝用他的名字作为机构名称,更不出席各项落成典礼等等行为也可见端倪。
富豪应亲自管理慈善事业
和洛克斐勒同时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也足与洛克斐勒在“捐款大王”上齐名。这里再择要林行止的另一篇简要描述卡内基的短文供参考。
终其一生,卡内基经常为钱太多而烦恼……。他认为富豪将大额财富留给后代,是“最差的选择”,如果这样做出乎爱心,是“误导之爱”(affection misguided),因为大量财富通常对收受者带来的伤害大于利益,卡内基认为“家传横财”很易令获得遗产者“丧失工作能力”,同时可能“染上与好好运用财富无关的恶习”。他因此劝喻有钱人勿将财富留给后代。卡内基对把遗产成立慈善基金的想法亦不赞同,他指出,以此种方式“回馈社会”,很易引起人们有这样的联想:“他因无法将财富带走且后继无人,不得不这样做”。因此卡内基认为最富建设性的办法,莫过于有钱人在世时成立基金,由他本人参与管理,死后将之交由一个由独立人士组成的信托委员会管理。卡内基又认为富豪的第一责任是“树立一种朴实无华,不矫揉造作和不炫耀夸张的生活方式”,同时对依靠他的人提供“恰到好处”的物质供应。达到这种目的之后,富豪便应将其“余资”成立“以贡献给社会为最终目标的基金,并亲自负责行政管理”。卡内基又认为人们所以会致富,皆因他们兼具聪明才智、经验丰富和有行政能力,他们一旦将这些长处用于基金管理,必能更有效地服务社会。
由此可知,卡内基觉得由他们这些成功的大企业家亲自管理慈善事业最恰当,而洛克斐勒和卡内基都属于自律甚严,朴实无华的大慈善家,但他们却不约而同认为慈善事业难以管理,必须非常杰出者才能胜任。那么,类如南亚海啸等天灾的慈善捐款和一般的慈善救济,由那么多机构管理,怎可能不漏洞百出?因此,善心人士是有必要睁大眼睛,以免善款被污,而且善心还可能滥用也!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无德、人心腐化堕落更加严重,国际援助肇致的浪费、欺诈与依赖更每下愈况。川普政府的“以贸易取代援助”重塑对外援助角色,此其时也。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台湾经济奇迹”的造就,正是“美援”的“以贸易取代援助”成功实例呢!当时的台湾实施“经济自由化”、发展“对外导向”出口产业,让“经济起飞”成就“高成长、充分就业、均平所得分配的社会”。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