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纯钩文革琐忆之一：朱德毛泽东还我河山，物理老师涂鸦被揪斗(图）

文革发生时，我在故乡安海养正中学高中二年级就读，1966年6月15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经“两报一刊”发表“通知”，号召全国人民投入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那时开始，便是我生命中的文革岁月，从那时到1969年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靠“毛主席最高指示”发号施令。老毛对说一句话，中共党媒“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导读，北京大中学生首先响应，再经大字报和传单流传全国，各省巿闻风而动，运动就这样遍及全国城乡。

老毛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国大中学生好像中了蛊一样，每个人都热血沸腾，争先恐后，以各种想得到的言行竭力向老毛表忠心。北京中学生的很多具体“革命行动”，很快传遍全国，各地纷纷模仿，形成一股社会风潮。

文革初党刊宣传的斗争目标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即各级党官）﹑反动学术权威（即高级文化人）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当时我就读的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养正中学，也很快贴满揭露校长和老师的大字报。

我们开始揭露和揪斗校长老师，罗列罪证，口诛笔伐。最暴力的一次行为，就是逼一个教物理的王明能老师站到讲台上，周围同学对他叫骂呼喝，有同学去推那张讲台，王老师身体前后摇晃，几次都差点从讲台上跌下来。

王明能老师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有一次在班级鉴考，一时人闲手痒，就在一张废纸上胡乱写字，正面写“朱德毛泽东”，背面写“还我河山”，两边的字联想起来，就变成“朱德毛泽东还我河山”。

那张纸条是真实的，上面是王老师的笔迹，但他根本是随手乱写，满纸涂鸦，没想到两个不同的念头被有心组织到一起，便成了典型的反动标语。我忘记是哪个同学揭发这件事，他在文革未开始前，就有如此的革命觉悟，现在看来实在非同凡品。

虽然羞辱与痛苦也是难免的，但王明能老师肉体上的遭难也仅止于此，此后王老师都没有在学校出现过，他后来的命运我一无所知。但我对他仍抱有深深的歉意，因为当时我虽然没有动手，但在众多愤怒的口号声中，也有我的声音。

文革初我们学校只死了一个老师，那是我的班主任陈文淡老师。陈老师是教语文的，我中学年代已喜欢看书，算是比较受陈老师看重的学生，我不时会和几个同学到教师宿舍去看望陈老师。

陈老师是外地人，普通话带浓重乡音，声音细细，脸上老挂着微笑，给人感觉是相当低调，甚至有点羞涩。他为人相当谦和，从不疾言厉色斥责学生，给学生印象极好，所以文革一开始，他一张大字报都没有。

突然有一天，陈老师跳井自杀了，消息传来，我和很多同学都跑到教师宿舍去查看究竟。工作组在走廊上拦住绳子不让靠近，有人在水井那边打捞，天气阴沉，人人屏住呼吸。稍后陈老师被捞上来，丢到一个装水果的木箱里，脸沉在箱底，两只脚悬在箱子外。我看不到他的脸，只看到那两只苍白的脚，裤筒上的水一路滴在教师宿舍的红砖地上，看上去像血。

教师宿舍那口水井，据说后来撒了很多石灰消毒，虽然令人不自在，但稍后老师们仍在那口井取水生活。那年月，人命朝不保夕，这种事都无关痛痒了。

事后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学生年代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相当于中共的共青团），并担任过一个小头目。他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不过太胆小了，运动一来就惶惶不可终日，无法承受内心长时间的恐惧，最终以自寻短见解脱自己。

我岳父李鸣群老师，一生在养正中学教美术，也是有名望的书法家，他也受过一些冲击，被关过学习班，不过他也是人畜无害的老好人，身心所受的折磨也不多。他被关的日子里，我岳母担心他家里收藏的旧字画有“反动”嫌疑，深夜生一灶火，灶上坐一个装满水的铁锅，把我岳父那些宝贝收藏拿出来烧了一夜，其中有老画家潘天寿的画，还有弘一法师亲笔赠与的一幅字。弘一法师曾在安海水心亭小庙住锡，我岳父与弘一法师有过交往。

岳父放监回来，听说他的字画被烧掉了，唯有跺脚长叹。

安海的“阶级敌人”也受到冲激，但当时社会上的事中学生参予很少，我都没有亲身经历，也没有听说过有人在斗争会上被活生生打死。在安海的日常生活中，连邻里斗殴的事都很少发生，更不必说当众杀人，更不敢想像人吃人的事。我想，斗死人的事全国各地都会发生，但人吃人的事大概只有广西才发生。

广西是不是民风特别强悍暴虐，我就没有研究了，但即使一个地方民风粗野，也要有血腥的社会背景烘托，否则强悍的民风在法治理性的社会环境中，也会被压抑改造的。问题不是出在民风，而是出在社会制度和文化。

这些都还是在红卫兵组织诞生前的事，至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那要等福建省的“八二九行动”后才成立，这留待以后再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