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对美国提“修昔陷阱”意欲何为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国家议会大厦外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雕像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峰会上，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到，他希望中美两国能够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那是什么意思？这个说法来源于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在著述中，艾利森提出了一个国际关系范式。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一个既有强权，比如古斯巴达（Sparta），担心出现一个崛起的强权，比如一个崭露头角的街头恶霸之类的势力，那么这个老牌强权，也就是既有强权，就会对新兴的力量发起攻击，从而引发战争。

他举了一些历史上的例子。之所以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生于公元前46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400年或395年左右）撰写了一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前431年—前404年）的历史书籍。

在艾利森的第一本书或章节的两个关键地方，他提到发动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他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他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都提到过——是斯巴达害怕希腊世界日益增长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公元前431年发动了一场预防性战争，入侵了雅典周围的阿提卡地区（Attica）。

他使用了自己创造的术语“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并用这个术语来解释一些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是，习近平之所以引用艾利森的书，是因为书中提到，美国可能会鲁莽采取行动，也可能防止自己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恕我直言，格雷厄姆・艾利森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但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首先，如果我们读过修昔底德的著作，就会知道雅典并非在公元前431年才开始崛起。早在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公元前480年）中，雅典便已战功显赫。当时，雅典与斯巴达曾经结为盟友，但后来双方反目成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30年——即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446年间——双方还曾经爆发过另一场战争，史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First Peloponnesian War）。

其次，修昔底德倾向于对历史进行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在411年中断了他的历史写作，至于他是去世了还是没能完成，我们不得而知。

修昔底德的这本书从未被修订或重写，没有发现矛盾之处或形成统一的叙述。我的意思是，他在书中其它地方提到过，发生战争的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存在主义差异。斯巴达是寡头政治（oligarchy），而雅典是民主政体（democracy）。

斯巴达是拥有精锐步兵的陆上强国。雅典是拥有强大海军的海上帝国。雅典是国际化都市。斯巴达则相对封闭狭隘。从部落或民族角度来看，雅典人属于爱奥尼亚人（Ionian，古希腊族群）。斯巴达人属于多利安人（Dorian，古希腊族群）。雅典实行奴隶制。斯巴达则使用契约农奴，即希洛人（helots）。

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在整部历史著作中，修昔底德着重强调的两国差异不胜枚举。或许，他们之间出现问题在所难免，就像他们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样，就像他们在波斯战争（Persian War，前499年—前449年）之后一样，甚至在更早的时候那样。

那么，“修昔底德陷阱”是否适用于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不。我不认为我们是一个墨守成规、忧心忡忡的建制派大国，担忧中国这个新兴的、日益强大的势力，我不认为我们要先发制人。

为什么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看看以下列出的所有衡量超级大国是日益强大还是走向衰落的主要标准，我们都是越来越强盛。真正有问题的是中共政权。

生育：我们的生育率是1.7，而中国只有1.0，而且人口还在萎缩老龄化。

石油产量：燃料是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石。我们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而中共70%的石油依赖进口。

食品：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出口国，我们生产的农产品价值无人能及。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人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目前中国30%的食品依赖进口。

核能：我们是民用核能的最大用户，在聚变核能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至于军事用途，我不想深入讨论，但我们拥有6,000到7,000枚核武器。中共拥有600到700枚。

核动力航空母舰和航母战斗群：我们100年前就发明了这些先进装备。我们拥有100年的专业经验。中国只有大约15年的经验。中国正在努力建造第三个航母战斗群。我们已经拥有11个了。

战斗机：我们的飞机更好，数量也更多。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在衡量文化、社会、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远胜中共。

我们是一个自由社会：我们的《宪法》历史悠久，也更加稳定。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八家是美国公司，而不是中国公司。一位美国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四位中国同行加起来还要高出40%。

所以，认为美国是因为正在失去对中国这个新兴势力的影响力或权力，所以才感到担心的逻辑，实际上并不成立。

更重要的就是，当新兴势力与既有势力发生冲突时，并非总是既有势力先发制人，通常是新兴势力捷足先登。

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1914—1918）之后，德国几乎被彻底摧毁。它重整旗鼓后想要挑战大英帝国，也确实挑战了，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1939—1945）中战败。1941年，日本帝国进攻了美国——这个比它工业化程度更高、实力更强的国家——结果也战败了。

冷战时期（Cold War，1947—1991），在二战中元气大伤的苏联想要挑战全球霸主美国。我们赢得了冷战。

更重要的就是，当一个所谓的新兴强国与一个既有强国之间存在这种对立关系时，并不总是会导致战争。新兴强国也未必会失败，看看1870年至1920年间，美国挑战大英帝国及其海军霸权时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警察时，并没有发生战争。

二战后德国一败涂地，法国和英国成为欧洲的两大强国。但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出现了德国奇迹。到1970年，仅西德一个国家就主导了欧洲。这两个国家、这两个阵营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争。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即便不可避免，也并非是既得利益集团挑起战争。挑起战争的通常是新兴势力，而战败的也往往是新兴势力。

那么，这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无论是古代时期还是现代阶段。我们不是雅典，他们也不是斯巴达。我们不会为了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发动预防性战争。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中国在生育率、金融、债务、能源和粮食等各方面开始面临一些根本性的生存问题，这些问题使其变得不稳定。但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是核大国，我们互相威慑。

那么，这些根本分歧将如何解决呢？台湾问题是一个敏感点，但总体上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且都不希望世界末日（Armageddon）来临。双方将维持力量平衡。

一方会试图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也会试图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这将形成基辛格三角关系（Kissinger triangulation）：既没有更好的朋友，也没有更可怕的敌人，双方彼此构成一个三角关系。

我们都拥有各自的盟友。中共有朝鲜和伊朗残余势力。有时它也会和俄罗斯走得很近。我们有北约。我们有西半球。我们有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韩国等。

所以，我们拥有力量平衡、联盟和军事威慑。根本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即便存在，也不会适用于我们。即便适用于我们，我们也不会发动战争。即便我们真的发动了战争，那就是我们太愚蠢了——然而我们或许能赢得一场常规的战争。

习近平提出的整个想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但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倒也不足为奇。

但是，那不是事实。

本文由播客节目“维克多·戴维斯・汉森采访录”（Victor Davis Hanson: In His Own Words）2026年5月18日文字稿编辑而成，经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行的出版物《每日信号报》（The Daily Signal）授权转载。

作者简介：

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教授，美国知名的保守派评论家、古典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他是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古典学荣誉教授、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古典学和军事历史资深研究员、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研究员、美国伟大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Greatness）杰出研究员。汉森教授著有《没有梦想的田野》（Fields Without Dreams,1997）、《西方战争之道》（The Western Way of War,2009）、《川普特例》（The Case for Trump,2019）和《垂死的公民》（The Dying Citizen,2021）等17部著作。

原文：Xi Warned US Not to Fall Into‘Thucydides Trap.’ What’s That Mea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