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抗战胜利与国运的转折
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华盛顿召开“三叉戟会议”（Trident Conference），商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及地中海、缅甸战区的军事行动，协调盟军战略方向。（撷取自《飞虎薪传》）
曾任驻美武官、精研飞虎队历史并著有《留取丹心照汗青之飞虎薪传》的中华民国空军退休中将田在劢，日前出席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的第24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会后在纽约接受本报专访。
田在劢中将感慨，中华民国的近代命运与美国密不可分。抗战期间，美方援助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战后部分美国官员受中共宣传与误导影响，对中国形势产生偏差判断，使国、共局势逆转。他说，真正改变中国命运的，不仅是外力，更在于共产势力透过欺瞒策略与渗透作为等所带来的崛起。
1930年代，中共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自然无法容忍。田中将比喻说：“这就像纽约州若宣布独立为‘纽约共和国’，华盛顿岂能同意？”因此，国民政府开始“剿共”，一路剿到延安。当时共军仅剩四千余人，眼看即将被消灭，却因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中正“联共抗日”，使中共死里逃生。
蒋中正并非不愿抗日，而是深知国力悬殊，贸然迎战无异以卵击石。若能争取时间、积蓄实力，再与日本抗衡，或许胜算更大。但“卢沟桥事变”后局势全面失控，八年抗战遂成定局。战后统计，中国人员与物资损失相当于6,500亿美元，以当时币值而言，是难以想像的天文数字。
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正式参战，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援助盟国，总额约501亿美元，其中中华民国仅获约15.5亿美元，占比约3.2%。更关键的是，这批军援物资大多由美军驻华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掌控。
史迪威是一名强烈反蒋、亲共的军官。他认为国民党腐败、共产党“能打仗”，与蒋中正关系恶劣，甚至擅自将部分援助转拨延安，他因此在三叉戟会议上遭罗斯福总统严斥。结果是共军在八年抗战中从四千人增至百万人，中共壮大的部分军火，正出自于这位美军将领的“同情中共与误导讯息”。
根据美国飞虎英雄希尔在《Tex Hill: The Tiger》一书记载，1944至1945年抗战后期，共产党势力大幅增长，而国民党仍以全力与生命抵抗日本。一号作战后，史迪威与蒋中正关系彻底破裂，他甚至主张由自己取代蒋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最终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于1944年底被召回，但中美关系已深受损害。
该书并指出，史迪威指挥部的政治顾问多为亲共人士，能接触中美之间的情报与电报往来，进而影响美国舆论和决策，破坏国民政府的声誉。这场资讯战与外交误导，直接削弱了美方对中华民国的信任，也成为战后政策错位的伏笔。
美国曾派马歇尔将军前往重庆，试图调停国共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从而结束内战。但他在中国事务上已受史迪威观点影响过深，调停最终无功而返。田中将说，“如果罗斯福总统能多活两年，历史或许会改写。”因为罗斯福仍对中华民国怀抱信心，能辨识共产主义的危险；相反地，接任的杜鲁门与派往中国的马歇尔，过于信任史迪威派的亲共论述，错位的援助与误导的外交，终使中华民国陷入孤立。
田中将总结说，国民政府固然要为失去大陆负主要责任，但史迪威的误导与美方的政策偏差，推动了历史的偏航。毛泽东后来已多次公开表示“要感谢日本人”——没有日本的侵华，就没有共产党的存活与崛起。这句话虽然刺耳，却正道出历史的悲剧与吊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