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活人展览”的展品(图)

“文革”时,广西红卫兵和各地群众因为“支持韦国清”还是“打倒韦国清”,出现分歧,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叫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另一派叫“广西革命造反派4·22指挥部”(简称广西“4·22”)。
韦国清是广西区党委书记,“文革”初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
分裂成两大派的群众各执一端,从事“支左”工作的解放军也不一致。野战部队普遍支持“4·22”一派;而广西军区及所属军分区、县人武部则一律支持“联指”;“中央文革”和周总理开始时也倾向于支持“4·22”一派。这样,两派都各有所恃。开始时,大辩论、大字报,公说公有理,婆有婆有理。后来由大辩论转入互相谩骂、动拳头、打群架;再后来是各占山头,建立据点,采用大刀、长矛、石块、砖头互相攻击,出现了大规模武斗和伤亡现象。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在北京多次接见两派赴京“告状”和谈判的代表,开展批评和调解,要求两派停止武斗。但是都没有用。后来,在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各派都“抢夺”了(有人说是军队暗送)支持本派的解放军的武装,于是真枪实弹的内战开始了。“联指”一派凭借各地军分区、武装部的支持,调动了农村中的民兵武装,围剿和攻打各地区、县“4·22”一派。不久,南宁、柳州、梧州、桂林几个大城市的两派战争也跟着开展,铁路公路交通被迫中断。这场内战,从1967年7月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8月。最后,韦国清得到中央的支持,广西军区便调动部队配合“联指”武装攻打“4·22”,孤立无援的“4·22”一派全军覆没。于是全广西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杀人运动。
据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发行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一书记载,广西“联指”和解放军一次在南宁解放路一带,就枪杀1300多名“4·22”俘虏,烧毁了33条大街,财产损失几千万元计。
其实,广西“文革”杀人运动,要从1967年7、8、9月算起,那时,广西各地、县的“联指”武装在围攻“4·22”一派的过程中,就已开始杀人。被杀者多是战俘,也有普通平民。杀人运动的高潮是从1968年3、4月开始的。那年的3、4月间,广西区革筹、韦国清命令各地、县在消灭“4·22”一派之后立即成立“联指”一派掌权的地方“革委会”。然后,在“革委会”的部署下,各地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刮起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十二级台风(有人称其为“杀人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从此各单位、各部门的“联指”一派开始了大规模的抓人、捕人和游斗运动。游斗的过程中,一些暴徒用木棒、扁担、石头、步枪将被游斗的人在会场、在街道上活活打死。一时间,街道上、公路旁和批斗会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一书记载,仅广西宾阳县11天时间就杀死、打死3681人。平均一天屠杀300多人,其中176户全家杀绝。笔者所在的宜山县,有文字记载的,1968年7月14日至16日两三天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就屠杀了300多人。该县一个小小的祥贝乡,一天就杀死35人之多,至于被揪斗的人则更难以计数。
那时我在广西宜山县(今宜州市)一所高级中学任教。我参加了该校“4·22”一派组织。我不是头头,只写过一些批评“联指”一派的文章、作过一两个“形势报告”。但是,大规模抓人、揪人、斗人、杀人高潮到来时,我也难逃劫难。
1968年7月5日,我遭到该校“联指”一派的“东方红兵团”的揪斗。他们把我打趴在地上,逼迫我认罪。而有些罪名让我莫名其妙。我家世代赤贫,他们却逼迫我承认我家是“破落地主”;强迫我承认回乡期间(我家在农村)煽动农民抗粮抗税,还说我是刘少奇的忠实走狗,向农民鼓吹“三自一包”;更荒唐的是说我在农村组织暗杀队,要暗杀广西著名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冉大姑……”。
我一概否认。不承认就打。一阵折磨之后,宜山县武装部来了两名解放军,要求他们放人,于是当天把我放回。
不久,我被送进本校私设的“劳改队”(有的地方叫“牛棚”)劳动改造。从此被剥夺一切权利和人身自由。
“劳改队”就像地狱。随时都可能被批斗、毒打;甚至被揪到街上游斗,用木棒打死,抛尸街头。那个时节,广西各地到处杀人成风。我所在的宜山县城,几乎每一天都在杀人。一天少则杀几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马路边,经常看见无人收拾的尸体。至于乡下农村,则是“无村不戴孝,处处见血斑”。
我们每天顶着烈日劳动,夜间在“牛棚”里跪着向伟大领袖“请罪”,然后接受红卫兵(“联指”一派)批斗。有些人夜间被红卫兵打得断筋折骨,第二天不能劳动。
九月份的一天早晨,天刚刚蒙蒙亮,传来嘭嘭敲门声,我心中一阵惊慌,立即起床开门。
来者是我们宜山高中“劳改队”队长老金。
老金神秘兮兮地说:“老李,东方红兵团司令部通知,今天不用劳动了。七点钟,准时到学校广场集中,每个人都要把牌子挂上,凡是迟到的,都要砸烂狗头!”
我一阵惶悚,全身酥麻。问:“是去游斗吗?”
老金说:“谁懂?!”临走时悄悄对我说:“老李,要小心呵!”
怎么“小心”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要杀要剐,由他!
我挂了牌子,抱定必死之心,按时来到广场。有好几个“牛鬼蛇神”已先来到了。他们通通跪着,都被五花大绑了。一位暴徒在我的腿弯处踢了一脚:“跪下!”
我立即跪下,两名暴徒便冲上来,很快将我也五花大绑了。
我想到今天可能要暴尸街头,便暗暗潸然泪下……
不久,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到齐了。黑压压一大排。
“起立!”一声暴喝。我们便都索索地站立起来。
由两名红卫兵带路,我们跟着徐徐而行。
不是上街,不是去游斗,而是带着我们朝着学校的实验大楼走去。
将近实验大楼时,抬头一看,墙上挂着一条硕大的横幅,上书:“宜山高中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周围尽是花花绿绿的大标语……气势十分的热烈。
我们被带进一间宽阔的实验室。室内贴满了大字报。我们一行18人各人按指定位置跪在用木板搭成的木架上。
半个小时过后,几个手臂上套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也走上木架。他们每人手持一块一米长、五厘米宽、约一厘米厚的楠竹板,凶神恶煞般地站到我们身后来。
此时,学校广播喇叭开始播放《东方红》等革命歌曲,不久传来了男广播员的广播声: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也教导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收获很大很大……’,今天,为了展示我们广西,我们宜山高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两年来浴血奋战所取得的伟大成果,特举行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将一批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向广大革命派师生展出,下面……”
接下来是连篇的口号声。
我立即产生一个判断:今天是搞“活人展览”。我们将作为广西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品向群众展出。
在此之前,我曾听人说过,广西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处的“联指”一派都搞过大规模的“活人展览”。“联指”一派称其为“禽兽展览”。就是将失败了的“4·22”一派的一些头头、活跃分子以及支持“4·22”一派的“走资派”(领导干部)一个个装进铁笼,向外展出,让广大的革命群众前来参观。据说这种“活人展览”既能展示广西“联指”一派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又能大长他们革命派的士气。被当作展品展出的,听说还有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继南宁、柳州之后,一些地区、县也依样画葫芦,搞起“活人展览”来。今天,我所在的宜山高级中学“联指”红卫兵也把我们当作“展品”展出了。
“活人展览”古代叫“示众”。但那时针对的只是“个别”囚犯。像当今这样大规模的“活人展览”,难道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发明?
参观人群陆续到来,“展览”开始了。
展出的“展品”一共是18人。有“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4·22”一派成员,另外还有四名“4·22”一派的学生(但其中有一人关在监牢、一名外逃未抓获,此二人暂时缺展),后来我才知道,另外还有两名重病教师虽也列入“展品”,只是因病缺展。“展品”是依“罪行”的大小、原来在校内的职务高低排列的。我被排在第十六位。我的后面是两个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学生。
一阵震天口号过后,“解说员”开始“解说”。程序是:解说员先用竹板朝“展品”的头部猛力一板打下去,发出“叭”的一声脆响。解说员一声暴吼:“×××,抬起你的狗头!”让观众看清“展品”的“反动面目”之后,又是“叭”的一声脆响,“解说员”又吼道:“×××,低下你的狗头!”第二道程序是“解说员”先念一两段毛主席语录,才开始解说“展品”所犯的“罪行”。第三道程序是解说员重复开头时的形式,一竹板打下去,叫“展品”抬起“狗头”,然后又一板打去,叫“展品”低下“狗头”,群众中有人带头喊口号。此“展品”的展出告一段落。
我的“解说员”是一位“联指”红卫兵。“解说员”介绍道:“广西‘4·22黑干将’李果河,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乘文化大革命之机,上蹿下跳,恶毒攻击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联指’一派)……回乡鼓吹刘少奇‘三自一包’,煽动农民抗粮抗税,组织暗杀队,密谋暗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冉大姑……真是罪该万死!……”。
“叭”的一板打来:“李果河,抬起你的狗头!”
我又被迫抬起“狗头”。接着又一个竹板打下来……我的“展览”程序算是完满结束。
冉大姑是当时全广西最著名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和冉大姑是同乡。这位老人家“文革”之初带人来报名参加当地“4·22”一派群众组织。宜山县人民武装部知道这件事后,把她找去,有人说是把她软禁在武装部里,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退出“4·22”一派,加入广西“联指”一派。广西两派武斗后她就一直未露面,这么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谁个要去暗杀她呢?后来,在1969年解放干部时,我获得了“解放”,以上这些“污蔑不实之词”都全部被推倒。
宜山高中的“活人展览”一共搞了七八天,很多外单位的人也来参观了。按原计划要一直搞下去,后来因为“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大约觉得这种做法太过侮辱人格,也给他们“革命派”脸上抹黑,于是命令停止这种作法,我们这些人才能从屈辱的苦境中解脱出来。
《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