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只有13岁，一个农村的小男孩，没见过什么世面，什么革命？什么反革命？根本就不懂。但是，老师天天逼着交代问题。就那么点事，也交代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因为是“隔离审查”，也不知道另外两个同学都交代了什么。真想有个神帮我看一看他们都交代了什么。 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经常办“学习班”，一期一期的“学习班”结束了，一批一批的学生被“解脱”了，我们仨总是毕不了业。检讨书写了一摞又一摞，总被认为“不深刻”，“避重就轻”。真不知道检讨书怎么写才深刻。后来，才知道，就是不断骂自己，把自己骂的一钱不值了，那才叫深刻！ 那时候，学校动不动就开全校批斗大会，有时在操场，有时在树林里。 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 杀害无辜的人是天大的事。百年中共杀了无数无辜的人，犯了天大的罪。 当个反对杀害无辜的人的“反革命”，不仅没有错，还是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大好事。这样的“反革命”应该当。
在中国政治运动史中，罪名之多、罪名之繁、罪名之奇、罗织手段之丰富，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文革中的罪名，数量、花样、创新、奇特、严酷诸方面，更是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也因此，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人人都活的小心翼翼。而这样的恐惧、这样的活法，在今日的中国人身上依旧可以见到。仅仅从这方面而言，生活在没有中共统治下的国家是何等迫切之事！
无论是聂耳、田汉，还是李劫夫，无疑都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才华的，但他们却用错了地方，尤其是后者更是登峰造极。聂耳幸好早逝，否则他也很可能如田汉、李劫夫那样，不仅助纣为虐、从精神上麻痹、毒害中国人，而且自己的性命最终也被自己服务的党所吞噬。他们可以说，是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刚好3岁。对这个世界能够连成一片的记忆，就是从全国山河一片红开始的。最初是充满色彩，激情无限的疯狂画面，接下来就变成丧失理智，灭绝人性的丑恶表演。三忠于我对文革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是三忠于几个字。一次在家门前玩耍时，比我大一些的孩子们都在念叨三忠于，有一个男...
有一天，季羡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他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他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即血流如注。此时，他们那个牢头禁子，不但对此毫不关心，而且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所谓“无用的废物”，指的就是教授。季羡林正准备着挨上几个耳光，他却出其意料大发慈悲，说了声：“滚蛋吧！”季羡林乘机就滚了蛋。
文教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知道吴宓先生的人，大概并不少。据说《大英百科全书》里也列了他。可算一个知名人物吧。但这标题得先声明一下：棚非朋之误，两字也不能通假，请校勘学家不要误会。不管从哪方面说，我还够不上是吴先生的朋友，但确实是棚友，同在牛棚之友也。然而我知道他的大名，却是猗欤久矣...
七月，堂弟打电话来，告诉我他的母亲，就是我的四婶在东北老家故去了。我虽然从没有见过我的四婶，但她的去世还是令我心中怅然。其实我只见过四叔一面，那是五十多年前，大约是一九五四年。四叔到我们北京的家，身着绿军装，胸口有一个标志，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年我八岁，在小学二年级，正是崇拜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