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的时候，我刚好3岁。对这个世界能够连成一片的记忆，就是从“全国山河一片红”开始的。最初是充满色彩，激情无限的疯狂画面，接下来就变成丧失理智，灭绝人性的丑恶表演。
“三忠于”
我对文革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是“三忠于”几个字。一次在家门前玩耍时，比我大一些的孩子们都在念叨“三忠于”，有一个男孩子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三忠于”吗？我说：不知道。他就拿出了一个带别针的，小孩子手掌那么大的塑料“红心”，上面有毛主席像，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文字，他说：这就是“三忠于”，还问我明白没有。我回答：明白了。其实我当时的理解是：这颗“红心”叫“三忠于”，就像蛋糕，饼干，脸盆，饭碗等名字一样。几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的“三忠于”，不是具体物品的名称，而是一种活动，一种思想。
后来在“三忠于”活动高潮中，我和父亲一起看过一次大游行，那是沈阳市许多单位共同参与的游行。人们在市内主要街道上行进，载歌载舞，还有很多宣传车随行，非常热闹。好像后来我在海外看到的“嘉年华”一样。当时我和父亲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整个游行队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非常兴奋，不停地跳，觉得很好玩，心想要是天天都有这样精彩的“节目”看，该有多好。
那个时期，我们大院里也有很多人跳忠字舞。人们在工作时间，成群结队地在院内的道路上跳舞，一边跳，一边向前走，很是“壮观”。记得有一首藏族歌曲，唱“毛主席的光辉，照到了雪山上……”就是这些跳舞的人经常使用的“伴舞曲”。
“黑手”与“牛鬼蛇神”
一天上午，我和外婆一起去大院里的国营商店买菜。出来的时候，看见门前的街道上锣鼓喧天地来了一行车队，这不是我们研究所的车，估计是附近其他单位的。十几辆插着红旗的解放牌卡车上站着一些挂着大牌子的人。他们每个人都举着双手，做成投降的样子，两只手都是漆黑的。我们离车有20米左右的距离，所以看不清这手是用墨汁涂黑的，还是用黑泥糊上去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游街的场面，很好奇，很想走得近一些，看清楚一些。但是刚从北京回来的外婆，在北京时看够了这些疯狂的行为，她很紧张地拉着我，赶紧从马路的另一边往家溜。听到扩音器中讲到“×××黑手”等等，我问外婆：什么是黑手？外婆的回答，对年幼的我来说是个严重的“误导”。她指着车上的人说：这就是黑手。我“恍然大悟”，黑手就是那些黑色的手。随之而来，又有了新的困惑，怎么我们的手是白的，而他们的是黑的？直到上了小学，才真正搞清“黑手”的含义。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进入我眼中的一切变成了一台恐怖大戏。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像雪片一样覆盖了整个大院，犹如六月飞雪一般。我们的大院，为两个科研单位所共用，我家的位置离工作区很近，站在阳台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工作区内发生的事。
那时，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就是隔离审查，批斗游街，批斗大会上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们在阳台上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每到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和外婆都会站在阳台上看“西洋景”。左前方是另外一个研究所的工作范围，批斗会后，那些牛鬼蛇神们被押送回被关押的地下室（离我们的住宅楼只有50米的距离），那些负责看管的人，不停地用军用皮带抽打那些走得较慢的人，一边打，一边吆喝。牛鬼蛇神们，每个人都是拎着裤子一路小跑。后来才知道，这些人要自己提着裤子走路，是因为看押的人怕他们自杀，“下班”时把裤带都没收了。他们每天都是如此生活的。
我家的右前方，是大院的主要路口，有一个巨大的毛主席像。我们研究所那些尚未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们，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被人押送到毛主席像前请罪。请罪的程序是：90度弯腰低头，背诵“群众专政好，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每次三遍。之后才可以解散回家。这过程当中，经常有人腰弯得不够度数，被看管的人用军用皮带狠抽。这样的事天天发生，每次请罪都有人被打。
这几句请罪“台词”，我记得很牢，因为在一连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会重复记忆。后来，我们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还曾经模仿过这个“请罪”的过程。
一天下午，大人刚上班，我在阳台上看到我母亲那个研究室的室主任，被人五花大绑，挂牌游街，从工作区走到住宅区，就从我们楼前经过，我感觉很震撼。此人就住在我们楼下的一楼，家里有三个儿子，小儿子后来成了我的同学。他的岳父、岳母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当他被人捆着从家门前经过时，他的岳父、岳母就在楼门前观看。我在阳台上看到这一幕，心想：他的家人一定很难过，多“丢脸”呀。将近下班时，大约下午4点多钟，我和外婆出去买东西，在工作区的大门口，还看见这位主任在那里被罚站示众，仍然是双手被绑，脖子上挂个大牌子。这一天真够他受的，两只胳膊被捆几个钟头，恐怕都要没知觉了。那天，我心里很不舒服。
父亲成了“囚徒”
很快，倒霉的事就落到我们头上了，父亲被隔离审查，被关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那张写字台，白天用来写交代材料，晚上就是他的床。一日三餐都是我和妈妈给他送饭。妈妈带我去的目的，是让我们父女能够见见面。父亲他们的办公楼，是栋三层的白楼，“仿苏”建筑，在那个时代，看上去很气派。里面有的房间是实验室，摆放着许多贵重的研究设备，还有一些房间是办公室，供研究人员使用。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整个大楼成了监狱。几乎每间办公室都被当成囚室来用，关了不少的“被审查对象”。收发室成了监狱看守值班室，每次我们去，都要接受检查。我们送去的饭菜，也要拿出来让门卫认真检查过才能放行。
一天早上，我们照例给父亲送早餐，看守打开“囚室”的门，我们一进去，就发现父亲的脸色不对，准确地说，是脸上有一大块呈青紫色。妈妈很紧张地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回答说，是头天晚上被人打了。他们那个研究室的几个被审查对象都挨了打，专案组的人对他们拳打脚踢。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听了他和妈妈的交谈，我很难过，也很害怕。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天，不知为何，大楼的门卫不再让我这个小孩儿进门了，从此，在父亲被关押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没有再进过这栋办公楼。那一晚，我哭了，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总之，很委屈，很郁闷。
在父亲倒霉的日子里，我们家里的其他人也遇到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我和外婆出去买菜，一出门就会碰到很多“坏孩子”，他们用石头向我们投掷，用胶皮管往我们脸上吹小果粒，还用污秽的语言侮辱我们。有一次，甚至搞到家里来。他们用几根木棍，顶上几片瓦，支在我们家的门上，然后敲门。幸好那次是外婆去开门，她个子比我高，瓦片没有打到她的脸，要是我去开门就惨了，肯定被打个头破血流。还有一次，全家在吃晚饭，突然有人向我们的窗子扔石头，把玻璃打碎了。饭桌就在窗子旁，不少碎玻璃掉在上面。妈妈很紧张，不知道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攻击，她让我们全家都趴下，以免被碎玻璃伤到。趴在地上，我很气愤，心想：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干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开始有仇恨的情绪产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仇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很久，才慢慢地被化解掉。
“抢”食品
文革爆发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越叫越响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一天比一天缺乏。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很大一部分与“吃”有关。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来描述，就是经常要“抢菜”，“抢酱油”，“抢……”。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文革开始时，生活在我们大院里的职工与家属，总共有3000人左右。在大院的东门和西门，各有一间国营商店，销售居民日常用品，商店不大，但经营的品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齐全的。再往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和外婆早上出去买菜，无论是哪个商店，菜案上总是只有一盘姜，一盘蒜，其他什么都没有。照说我们出去得不算晚，早上8点多钟进商店，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难道当天的菜8点前就卖完了？当时，我外婆认为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商店里根本就没有蔬菜供应。
我们的大院，前后长1公里，宽也将近1公里。我家刚好是在整个大院的中心部分。从家里到西门外的商店，300－400米，在西门外商店没买到菜，我们就得再折回到家门前的路口，再经过整个工作区从南门出去，沿院墙外的大路，走到东门外的商店－－因东门在工作区的内区里，文革期间禁止家属进入内区。这样，等我们走到东门的商店就快10点了。整个过程，将近4公里的路。一个小脚老太太，每天带个孩子，为了一家5口的伙食，从早上8点半走到10点半，拎个空篮子出去，再两手空空地回来。很辛苦，很心酸。外婆总是有些自责，认为是出去得晚了，路走得慢了。其实，这根本不是她的错。这么多年来，每次想到这样的往事，我就很难受。外婆这一辈子，实在是很苦，从义和团到文革，哪有几天安生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