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动员，老少都上阵，刚刚搞定家中所有的窗户，我们又接到上级通知，要所有住户都准备5天的干粮，说是要打仗。这个消息让我们全家人都处在十分紧张忧虑的状态中。外婆蒸了好几十个馒头，就等着一声令下，好疏散撤退。我那时是个孩子，对打仗的事，没有恐惧，只有好奇，天天盼着疏散的命令。结果，等到馒头都要变质了，命令还没有来。无奈，为了不糟踏粮食，我们一家人只好顿顿吃馒头，直到全部吃完，也没有人再提打仗的事。半年之后，为了擦掉玻璃上的米字，我们又是全家动员，清理工作非常难做，几十块大玻璃的清洗，有如一项工程。这一切对我们来说，纯属无妄之灾。
接下来，就到了四处挖战壕的时刻。那一年，沈阳军区向我们这个研究所派了3名军代表。来做党委书记的，是一名副团级军官，其余二人是排级干部。这位新任书记，负责“主持大局”，具体工作，由二位小排长出面指挥。当时战备形势严峻（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形势严峻，根本是胡诌），每栋家属住宅楼的前后，都要挖战壕和防空洞。我家那栋楼的前面也是如此。
说到此处，不得不简单提一下我们科研大院的环境。我们的研究所，是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整个大院呈长方形，前面是工作区，后面是家属住宅区。家属区内，共有20栋三层宿舍，其中二栋是高级研究员住宅，简称高研楼。两栋高研楼的前后，都是面积很大的花园，里面有各种树木和花卉。每到夏天，鲜花盛开，景色非常美丽。文革开始，花园也受到破坏，树断花残，一片狼藉。前面说到的战壕，就是要从这个花园中通过。
命令一下，各单位的男人们都要出来挖壕沟，一天的功夫，楼前就出现了一条横贯东西，宽度大约1米，深度半米的长沟。傍晚，两个小排长前来视察，对各处“工程”进度表示满意。当时，我就站在壕沟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离开后，我和几个小孩子就跳了进去，玩起了“打仗”的游戏。站在壕沟中，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浅的一条沟，十来岁的孩子把它当“战壕”玩游戏刚好合适，不知道大人们如何在沟里行动。真当战壕用太浅，前后也没有屏蔽，如何战斗？当交通壕的话，估计人们在里面爬行才能躲避子弹。现在回想起来，也猜不到如此做法的真实用意，可能这就是“折腾”吧。
几天后，楼后面的防空洞竣工。其实这只是个很小的半地下掩体，十多二十米长的砖土结构，大概也就是能够抵挡个手榴弹之类的攻击。接下来就是防空演习。警报随时会响起来，一听到警报，所有的人都要钻进防空洞。对孩子来说，第一次进防空洞的感觉是新鲜的，几十个邻居挤在一起，门一关，里面黑乎乎的，只有蜡烛微弱的光亮在一闪一闪。有时，不小心把蜡烛搞灭了，里面就是漆黑的一片。慢慢地，我开始有些不安。由于空间狭小，人们又是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几分钟后，就有些空气不足的感觉，大家都觉得很闷。记得有一个叔叔说：“这样的地方呆久了，一定憋死。说不定这个简陋的洞还会塌下来。”这样的言论，更加深了我的恐惧。随后的日子里，每次警报，我都是站在洞口，生怕有塌方的事件发生。没过多久，果真听到了其他地方有防空洞塌方的消息，从此之后，我和外公就再也没有进过防空洞，我们偷偷地躲在家里，拉上窗帘，闭门不出。
我们的大院，这时一共挖了十几个防空洞，基本上是每楼一洞，把院里优美的环境完全破坏掉了，到处是洞和沟。这些战备“遗址”，一直到80年代初，才完全消灭掉。
一个女人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
文革动乱那个疯狂的时代，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对我触动最深的，是一场小型批判会。那是发生在文革后期，1975年夏天的事。
初夏的午后，天空碧蓝，偶尔一片白云飘过。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科研大院的工作区附近玩耍。忽然从一扇敞开的窗子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我们几个小孩儿本能地跑过去看热闹。一排平房的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十来个男人，正在冲站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女人吼叫，声音尖锐而严厉。我站在窗口，向里面望去，这是个40岁左右的女人，短发，瘦高身材。一身灰色衣裤，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式样。由于是站在她的斜背后，我看不到她的脸，只能通过话语的音调，来想象她的表情。旁边的小朋友说，这是住在我们后面楼那个小女孩儿陈园她妈。
我们跑过去的时候，批判会已经开了一阵，所以听不明白事情的原委。我站的位置，是这群男人的正面，刚好能看清这些人的容貌，一个一个横眉竖目，面目狰狞，还不时地撸胳膊，挽袖子，好像在做动手打人的准备。
生活在文革时代，对这类场面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参加”批斗会。当时我的感觉非常恐惧，心跳得厉害，呼吸也变得不是很顺畅，很怕这些男人会对这个女人动粗。
我们的大院，是两个研究所共用的，批判会上的人属于另外一个研究所，所以这里面的人，我除了知道那个女人是陈园她妈外，其他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是文革中的一对“现行反革命”，罪状不详。她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从不和人说话。女儿陈园比我小几岁，永远是满脸忧郁，有点林黛玉的味道。由于有幼年的子女要照顾，那女人和丈夫一起被关进监狱一段时间后，她被提前放了出来，说是监外执行，留在研究所监督改造。（我读中学的时候，70年代末，据说这个陈先生也放出来了。但我从未见到过他本人。）这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一群人批斗，似乎是那些人要她交代什么问题，还说她“很不老实”，要她低头认罪。
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男人，这个女人的态度非常镇定，回答问题时，语调平静，既不紧张，也没有激动，当然，更听不出来一丝的恐惧。和那些审问她的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方是气急败坏的吼叫，另一方是波澜不惊的从容。这个对比给我的印象很深，在那一刻，年少的我对这个女人充满了敬意。在这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那就是，当那些男人口出秽言对她肆意侮辱的时候，女人放在身体两侧的手，会不自觉地攥紧拳头，这个动作，让我体会到了女人内心的感受。从容不迫的背后，是坚定无比的意志和压抑的愤怒。
这出闹剧是如何收场的，我不知道。当时很害怕，不敢再继续看下去。儿时的这个见闻，陪伴了我30多年。对这个女人心态的解读，随着年龄的增加，也变得越来越深刻。文革中看了太多的低头认罪，只有这个女人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多年以后，回想当年的情景，即便是今天的我，设想遇到同样情形，也无法达到她那样的境界。时至今日，她依然是我敬佩的榜样。
不堪回首的小学生活
我的整个小学时光，是处在文革中后期的时间段中。从批林批孔，反对师道尊严，到评《水浒》，批宋江，几乎所有的记忆都和政治运动有关。那是个疯狂的时代，校内校外都处在浓厚的政治气氛当中。
1970年春，我开始读小学。那时家附近的几所“正规”小学校舍不够用，我们科研大院的适龄孩子，都不能循序进入小学读书。解决的办法是：科研所负责找个地方，由民办教师充当师资。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们几十个孩子，在被称做“牛棚”的两间土棚中上课。用大人们开会用的长凳当桌子，每个孩子自带板凳上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牛棚”这个名词，据说这个地方，之前真的是用来养牲口的，但应该不是养牛，我们所里不存在养牛的可能性，也不应该是养猪的地方，因为猪圈就在隔壁。为什么叫牛棚，对我来说是个“世纪疑问”。
开始上课了，但没有课本，每天的内容就是语文和算术。第一堂语文课是教几个拼音字母。算术课就是1—100个数，每天教几个数字。老师是档案存放在街道的两位20出头的女孩子，是民办教师的头衔。我至今也没搞明白，这民办教师到底是个什么含义，给民办小学当教师？还是教师的水平属于“民办”的档次？
这年的冬天，天寒地冻，牛棚里的气温和外面的没有多少分别。我们这些孩子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只能提前放寒假。开学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教室，是家属住宅楼一楼的一个单元。新教室的条件比牛棚好多了，至少是人住的地方，加上研究所“资助”，木工房利用寒假的时间制作了一批简陋的课桌和椅子，总算是有个教室的样子。接下来，新课本也发下来了。语文课本前面几篇课文，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学习毛主席语录。第三课：高唱东方红。第四课：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每篇课文一页纸。虽然学会了读和写，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搞明白什么是“叛徒、内奸、工贼”。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是何许人。老师从不解释，我们也没人问，不懂得问，也不会问。既然打倒，肯定是坏蛋无疑，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小学一，二年级的生活，相对来说还算平静。老师能够掌控课堂上的一切，调皮的孩子们也不敢太放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尽管受歧视，不被批准加入“红小兵”，但没有遇到过多的刁难。从三年级开始，进入正式小学上课后，一切都变得不同起来。
小学校舍坐落在我们大院的北院墙外，与大院是一河之隔。三层大楼外，有一片100平方米的操场。和其他同时期的小学相比，条件算是不错的，可惜管理得一塌糊涂，校内秩序远不如其他小学。我们班里，学生们都是大院子弟，几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子，天天在课堂上捣乱，不但和老师对顶，口出秽言，还欺负女同学，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都是他们暴力发泄的对象。每天的课堂生活，乱哄哄地开始，又乱哄哄地结束。
四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学校里更是乱成一锅粥。整栋教学楼每一处角落都铺满师生们的大字报，不过这只是运动在校园内展开的外部表现，针对教师个人的“反师道尊严”，则是运动进入校园实实在在的本质内容。当时，我们学校每位教师、学生，都要写大字报（不写不行），内容是批林批孔，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这篇“命题作文”的难度实在太大。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如何完成的，我的大字报是我妈帮我写的，准确地说，是照报纸抄的，斗大的字写了一筐算是交差。至于内容如何，我完全没有印象，根本就没看。接下来就是批判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这是她们班里一位“根红苗正”的“反潮流小将”，在家长的授意下，向黄帅同学学习，带头造班主任“师道尊严”的反，在校内打响的第一炮。不知道这位老师的“罪状”如何，只记得这事是搞得“轰轰烈烈”，全校师生都知道这个班里发生的“反潮流”行动。最后的结果很可笑：这位老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站到了革命阵营中来”。我当时根本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感觉她们师生二人都红了，出名了，无论是“小将”还是老师，都成了我们全体师生学习的榜样。学习“小将”容易理解，对这个老师，学她个啥？勇于批判自己，改正错误？我甚至还有个不敢说出口的感觉：不知道这二人，是不是串通好了演一场戏，大家都出名。之后，这个老师“更上一层楼”，比以前神气多了。难怪我有这样的想法，否则，实在是不好理解。
之后，我们班里也有人跟风，几位同学，其中还有“臭老九”的子女，向校革委会汇报，说我们的班主任利用政治学习时间，给我们班里的同学补珠算课。情况是属实的，我们的班主任的确是用政治学习时间给我们补课。那个时候，学时少，老师都在“跳着教”，这个老师比较负责，看完不成教学进度就增加学时，结果被学生告了一状，最后被迫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错误，自我批判。我当时感觉很不对劲，这几个同学不是“恩将仇报”吗？
从“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开始，校内的秩序就更完蛋了。前面提到的，我们班里的那些“混小子”，更加无法无天，在课堂上公然行凶打人，互相打斗，打女同学，最后到了敢和老师动手的地步。课根本没法上，记得有一次，老师气得离开教室回办公室，我们这些女同学被他们搞得从窗子跳出去“逃生”。当时心想，幸亏教室在一楼，不然都不知道如何了结。
那一段日子，是我学生生涯最苦恼的时期。无论校内校外，天天都要受这班“小混蛋”的欺负，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被这班家伙堵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百般羞辱，真是受够了气。这种乱象，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才算结束。
“反潮流”后，由于校内的秩序混乱，公共财物也被破坏得很厉害。我们教室里的玻璃窗，基本上没有玻璃，学校也没钱更换。大冬天的，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上课，很艰难。最后，快毕业的时候，还是两位家长从研究所“搞到”了一些玻璃，总算把窗子安上了。
这段小学生活里，让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一位老农民前后两次的忆苦思甜报告。这位贫苦的老大妈，三年里给我们做了两次报告，讲述她自己及家人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所遭受的苦难。同一个家庭，同一个人，两次的讲述内容出入很大，除了姓名以及家中人数一致外，其他的“苦难经历”基本上没有一致的地方。记得在第二次听报告的时候，开始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个人八成年纪大了（其实也不是太大，60岁出头的样子），过去的事记不清了。到后来就觉得很不对劲，再糊涂，也不会把基本的事情说错。她可能以为台下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瞎编也无妨。岂不知有我这样一个记忆功能非常优秀的学生坐在那里。
小学时期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段铺满鲜花的路程。父母的宠爱，师长的呵护，同学之间的友谊，这一切像一首优美的交响曲，伴随着心灵的成长。可惜，在那个变态的时代，整整一辈人，没人能得到这本应属于自己的一切。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够快乐无忧地享受校园生活时，心底都会涌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遗憾，我美好的童年时光，全被糟蹋了。
我的童年经历，耳闻目睹没有一件事是“正常”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思维，意识难免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这让我在走出国门，融入西方社会的最初几年里，不得不花大力气来调整自己，以期适应“正常社会”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得不经历的过程。值得庆幸的是，我走过来了，现在的我，是自由社会里，一个正常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