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异类”
今年过年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大，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间有个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确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学校领导出于“维稳”，安排柴会超躲起来，并暗示其不能承认动手。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6年6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不给我发那个短信，没准还现在还仍然是一名教师。而我也不至于为此饱受煎熬。
他为什么非要给我发那个短信？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赶到学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宾馆时，他分明跟我说：你帮不了我。
他起初不想跟我去投案，说那样会众叛亲离。但最后还是醒悟。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车上，他悄悄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长痛不如短痛”。弟媳知道大事不好，马上电话追过来，说你若投案，“咱全家全完了”。柴会超说了句“你不懂”，便挂断电话。
大概从六七年前起，为了帮父母排遣寂寞，我给他们订了一份《南方周末》。因为农村收报纸不方便，我后来把地址变更为柴会超在县城中的家。这样每一期报纸他会先读到。我想，在决定给我发那个短信时，他大概已经受到这份报纸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影响。
“你们是替弱者说话的，”见面后柴会超跟我说，“学生是弱者，按说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后来，我曾将我这个问题上的纠结跟一位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吐露。他正色跟我说：你错了，你弟弟才是弱者。
事情后来的进展印证了同学的话。死者家属非常强势，在此案进入司法程序后，家属不仅多次上访，还把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咬伤。开庭时更是大闹一通，甚至对柴会超的律师发出死亡威胁。
媒体报道则不出意外地一边倒。柴会超成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典型。我还记得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在指着后来恢复的监控视频画面，义正词严地说：很明显，柴会超是故意把学生带到一个离监控较远的地方……
至于学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似乎只有我和柴会超在乎。
母亲说我错了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亲曾是我在家乡惟一的支持者。可是，这次回家让我发现，那只是个假象。在出院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