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大饥荒时，赤足的广州市民在垃圾堆里翻找能吃的东西。（公有领域）
日前在“中国大饥荒网站”上读到一篇题为“出门无所见，白骨弃平原”的纪实文章，作者署名愚人。
这是一位亲历者对大饥荒年代的见证，道出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惨状。
作者回忆说，1958年秋天，正是他读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老师带领全班参观成都市西郊茶店子公社。参观时社员们正在吃午饭。只看见一个大木桶装满了大米饭，大桶旁边是一桶一桶的菜和汤，有“回锅肉”，“蛋花汤”，香喷喷的，看得他们口水直流。“最使人振奋的是，家家都从自家屋里端出脸盆一类大型容器，随便往里面舀菜舀饭。我和几个小学生就向班主任提出了这样一个很天真的问题：‘现在共产主义还没实现，全国人民就吃得这么好！就能随便乱吃，共产主义实现了是啥样子啊？’，老师怎样回答已经记不起了，然而当时大家那种兴奋，那种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却记忆犹新。”
但好景不长，当1959年来临之时，所有粮食都严格定了量，生活开始变得严峻起来。在作者的记忆中，1956年以前，日子还过得不错，但从1957年起，猪肉的供应首先出现了紧张。1957年的过年前夕，他们全家彻夜排队购买猪肉，以后两年的过年都要守夜排班买猪肉，不过还没有在日常生活里明显感到主食不够吃。可是1959年的粮食定量供应，却使得人人都得收紧肚皮来吃饭了。
“1959年的端午节，是我永生难忘的节日。那一天，我已经三天粒米不沾。”作者说。
为何三天粒米不沾？
原来是他在公共食堂的饭票在最后几天掉了，他怕父母把他们有限的定量分给自己，于是就决定炼炼“饿功”，以为坚持饿几天熬过月底就能领上新的饭票。
那天中午，在学校集合准备散学之际，他觉得身体轻飘飘地，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实在是在这三天中，不仅粒米未沾，甚至连菜也没吃，因为菜票也随饭票一起掉了，只喝了几杯清水。飘飘摇回到家里，却发现母亲正在为他煮着一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鸡蛋，这算是那年端午盛会的庆祝品。母亲见他脸色苍白，忙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是，一边接过母亲的鸡蛋，把它狼吞虎咽地塞进咀里。母亲这才发觉他是饿坏了，忙把自己从食堂里端回来的饭倒给他，催他吃。
“许多年过去了，母亲还记得那时我的狼狈样子，还埋怨我为什么不早告诉家里。”作者说。
第二年的春天，作者正上初中一年级，学校组织初中学生去东郊大面公社参加为期半个月的“支农”活动。这是大饥荒中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的定量又比1959年有所减少，全年只在过年前配给过一次肉（一斤），定量的粮食主要由红薯组成。他们在农村劳动期间，全靠学校拉去的红薯、大米和叫住“厚皮菜”的渡荒菜。每顿都以稀稀的红薯厚皮菜粥补充能量，学生们实在饿得没有多少气力去干活。这顿才吃完，就又掂着下一顿，食欲特好。
最令大家奇怪的是，虽然中学生号称“支农”，但田里竟未发现一个农民在劳动，整整半个月都如此。后来他们发觉，学校把学生在地里挖的东西偷偷运回校让老师们分了，反正农民也没气力来监督。到农村的第二天晚上，他们住的仓库里半夜遇“盗”，几个高年级同学与体育老师把“小偷”抓了。一审，才知道三个小偷全是当地农民。这几个农民听说城里头来的人带了米菜到仓库里住，就来夜袭粮草。当然，如果不是他们带米菜来，这座仓库已是空空如也，这些人是不会来袭击它的。“我们带来的东西自然是“重兵”捍卫，何况这些‘小偷’全是嬴兵，能成功占领‘乌巢’吗？（官渡之战中，曹操偷袭袁绍的粮草处）。”
连续几日，每当他们出工时，都看见路边卧着人，有时一个，有时两三个。老师叫大家别靠近，说是饿死的尸体要传染病。
作者说，川西平原自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历史上从未记载过有大的天灾。几千年来人民就在这片土地上不用花多少气力就能收获农产品，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呢？后来一次下乡中，一位贫下中农偷偷告诉他，是因为1958年把种子粮吃光了，地里没东西种下去。又兼社队干部一味向上胡夸“高产”，种出的东西也全部上缴公粮去充胡夸出来的数字，所以农民索性就磨洋工，不干活，结果就出现了大歉收。
“应该说，我所看到的情况还算好的，因为这些农村靠近大城市。至于四川边远地区，情况就更严重了。我有两位大学同学，一位来自宜宾地区高县的一个小镇，他亲自看见了有作父母的煮自己的婴儿来吃；另一位来自泸州，按说还是川南富庶地区，而且他还不是在农村的生活，可是他吃过白鳝泥（观音土，学名高岭土）。
四川最严重的地方是荣经县，据说饿死的人是全省之最。我的两位未见过面、生活在川南农村中的二伯和四伯、婶娘和几个堂兄弟姐妹，就在那场‘自然灾害’中饿死。
虽然我没听说过大城市里有直接饿死人的现象，但是间接饿死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是因为营养缺乏导致普遍流行水肿病和黄疸性肝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成员患有不同程度的水肿，有些患严重黄疸病的，患严重水肿病的就这样死了。青少年中患水肿病的要少一些，但因为在发育时期缺乏必要的营养，使得我们那一代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不良。
当然，四川由于李井泉的“活学活用”，与安徽河南并称灾害最重的地区，其他地区相对要轻一些，比较好的地区是江浙与陕西与新疆。初中时，经常听说某某学生跑新疆去了，某某女生嫁陕西去了。”
文章最后说，大灾荒给全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不是用任何“感觉”与所谓“推理”能一笔勾消得了的。饿死三千万人或两千万人在有些人看来其实都一回事。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一颗红彤彤的“爱”国心。三千万人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他们喊累了“爱”国口号以后，又来玩一种新鲜的数字游戏而已。
“然而，历史的记录，血泪的记忆，就能如此这般阉割了吗？
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粉饰罪行呢？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