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是指上世纪1966、1967、1968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他们的青春磨难和人生坎坷，一言难尽。
不过，“老三届”有一点还算幸运，至少接受过较为完整的正常的小学、初中，乃至高中教育，夯实了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他们中许多人重拾课本，考取了大学，成为令人羡慕的“新三届”。
从1966年到1976年期间，同样在小学、中学、高中读书的，除了“老三届”，还有人数众多的学生，我姑且给他们命名为“老三届之后”。
这批人命运多舛，参加过造反，“破四旧”，此后有的在城里安排工作，有的插队落户，有的回乡劳动，有的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的考取了大学……情况比较复杂，但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
我就属于“老三届之后”，“文革”爆发，我在农村读小学三年级。
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是学习知识、储备知识的时期，是播种理想种子的时期，是选择人生道路的时期。然而，遇到了极其荒唐的“文革”，原本按部就班求学的路径，被粗暴地扭曲了；原本对未来美好的梦想，被无情地击碎了；原本需要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道德修养、文明修养，包括谈情说爱，均被残酷的政治运动颠覆了。
“老三届之后”同样是深受“文革”影响的一代，耽误的一代，摧残的一代，毁掉的一代。“文革”对于我们是冷酷无情的，而我们却以热情和幼稚、盲目和无知拥抱了“文革”！
七制校——缺教师缺经费
“文革”伊始，学校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取而代之的是停课闹革命，贴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斗争校长和老师，游行示威，大破“四旧”……原来整天关在教室里读书写字的小学生，一下子像没人管了的羊群，被各种光怪陆离的新奇事物吸引着、激励着，随之狂热地投身其中，寻求刺激，寻求快乐。
首先是学制发生了改变。我们村原来有高小，在校读6年，毕业后报考初中。县里的初中根据考试成绩分批录取，有的设在县城，有的在镇上。考取初中后读完三年，再报考高中，同样按考试成绩上不同档次的学校，高中毕业然后报考大学。“文革”开始后，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我们村的高小改成了初中，即小学1—5年级，初中6—7年级。学制比以前的初中毕业整整缩短了两年。
一夜之间，高小变初中，教师从何而来？教学设施从何而来？教育经费从何而来？教学管理从何而来？这一切均谈不上，只是在学校大门口换了一块“丁樊七年制学校”的牌子。这时，国家相应配套的初中、高中、大学停止招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在本村上完七制校，就学到头了。
我们村子大，学校最多的时候有四五百学生，有20多位教师，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差不多各占一半。公办教师多为此前的初中生考取了当地中等师范学校，中师学制二年，比读高中还少学一年。这批教师教小学蛮能胜任，给七制校的六七年级代课，就显得吃力了。而且，“文革”中师同样停止招生，这批公办教师还很稀缺。学校无奈，只好临时招来许多民办教师代课。民办教师有初中生、高中生。高中生多为在初中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不愿意或瞧不起考中师，考取了高中，抱负是毕业后报考大学，前途不可限量。
高中生比中师多上一年学，结果大学停止招生，只好回村当农民。而上了中师的，少读一年书不说，毕业后是堂堂正正的公办教师，吃国家商品粮，每月挣几十块工资，这时该轮到人家瞧不起当民办教师的高中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有的民办教师是高中生，教学水平往往高于某些公办教师。有了教师没有教育经费，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参加本生产队年终分红，县教育局每月发给几块钱生活补贴，实际等于国家把应该支付的一部分教师工资，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语文课——背语录抄报纸
教师如此，教材呢？
“文革”伊始，大概出版社编教材的编辑、印刷厂印教材的工人同样闹革命了，致使我们连课本也没有了。语文老师上课，就是在黑板上抄毛主席语录，抄报纸，课后作业就是背诵和抄写毛主席语录。终于盼来了新课本，选编的课文内容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鲁迅杂文，报章社论，革命回忆录。有一篇赞扬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文章，其中一句说毛主席“微锁的眉头，紧抿的嘴角”，至今记忆尤深。
我上语文课学会“排比句”修辞，来自一篇课文，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的一篇讲话，大意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不远万里，风尘仆仆，来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来到了领导世界革命的中心，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老师讲解说，这一连串三个“来到了”，文字富有气势，意思层层递进，叫“排比句”。
至于古文，七年级语文课本上选了两篇，一篇是《武松打虎》，选自古典小说《水浒传》》；另一篇是《愚公移山》，至今还记得“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学到的古文知识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