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切凭票供应，我们沈阳居民每人每月能够得到的只有三两肉，三两油，“三两”成了那个年代描述我们东北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语言。为此，主持东北大局的陈锡联，有了个时代性的外号——“陈三两”。鸡蛋的供应是每月半斤，形象点儿说，也就是中等大小的鸡蛋，每人每月5个。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院的人们开始使用各种方式来“搞”吃的。养鸡是那个时候最普遍的方法，既解决了蛋的问题，又可以偶尔改善一下生活，炖只老母鸡来吃。
由于家属宿舍都是楼房，如果要养鸡的话，只能是养在家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有阳台，加上东北的冬天气温太低，把鸡养在户外是不行的，所以，人鸡同室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那个单元，是3间屋子的格局，文革中，两家人住在一起，共用厨房和厕所。单元的过道很窄（那时的住宅没有门庭），是个实实在在的通道，两人并排行走都嫌挤。这样的地方，放上一个大鸡笼，养上几只鸡，实在是很不方便又很不卫生的事（幸亏那时没有禽流感）。不要说行走不便，每天鸡粪的味儿，就够你闻的。我们和邻居，都养了几只鸡，他们的鸡窝在过道安家后，我们的，就只能放在阳台上，冬天里，还要格外为鸡窝提供些保暖措施，压上小棉被等等。自从家里养鸡后，给鸡喂食儿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累人的是要把白菜帮子等剁成碎末，这个工作由我和外婆完成。那个年代，各家各户都是这样的生活，每天都能听到四处传来的剁鸡食的声音。养鸡虽然辛苦，剁鸡食儿也很烦，但每当看到有大鸡蛋从鸡屁股里掉出来，我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愉快。
文革后期，连蔬菜也采取凭卡供应的方式了。每户每天5斤，两天领一次，也就是一次领10斤。每月1卡，分单双号配给。这10斤菜，不是净重，是连泥带土的毛重。分的时候也不用称，售货员（准确地说是配货员）用一把大耙子，在地上一扒拉就成了。至于重量是否准确，没人计较，有口菜吃就不错了。如果是那种从白菜地里“间”下来的菜苗（当地叫“小白菜”）就惨了，整个菜全被泥糊住，10斤菜里能有5斤土，纯粹是烂菜一堆。我外婆最怕领到这个“小白菜”了，清洗太费功夫。
有意思的是“等菜”的过程。这些凭卡供应的菜，店里不是随时都有。每天有一部卡车来送菜，时间不定，数量也不够分配。也就是说，从早8点到晚6点都可能送。所以，要想得到应得的那份儿，家中就要有人来等，两天等一次。从早等到晚，总会有等到的时候。双职工家庭很惨，只能是孩子放学后，让孩子们负责领菜。如果来得太晚，很多时候就领不到了。我在小学期间最要好的一个同学，她家就是双职工，深受“领菜”的困扰，一日三餐，经常是辣椒油配饭（那个时候，连辣酱、咸菜都买不到）。我们家还好，外婆负责这项工作。暑假的时候，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完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车没到大家就要排队，这过程中，经常有人不守规矩，乱挤一通。要想不被挤出队列，就要拼命“站稳立场”。车一到，人们更加疯狂，很多时候是一拥而上，疯抢！这不是偶尔一次的“体验生活”，而是形成常态的“持久战”。需要“抢”的东西，不仅仅是配发的菜，还有凭票供应的豆腐，自由购买的酱油，等等。这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以为生活就是如此。这样的状态，一直到1978年才彻底结束。
提到酱油，顺便说说文革时期对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油盐酱醋的供应。那时不需要凭票供应的东西不多，油（酱油）盐酱醋算是一类。不过，就是这样一些煮菜（不能叫炒菜，因为那个时期，大院的煤气供应不足，菜都是“煮”熟的）的必需品，也严重缺乏。酱油是经常性的断货，偶尔来货，大家就要“抢”回来一些储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家的床底下，有好几大瓶子长了白毛的酱油。每个瓶子都有5立升的容积。即便是发毛，也不能倒掉，每次用的时候，加热一下就算是“灭菌”了。精盐的供应最差，文革后期的一段时间里，我家煮菜都用盐水，是把很大粒，含沙的粗盐用温水化开后，食用上面那些干净的盐水部分。食用油的供应和酱油、盐比起来算是好一些，每人每月起码有三两油（当地叫豆油）。但是要说的是，由于食用油不足，大家只能想办法找肥肉来熬油。文革后期，所里的职工经常出差外地，如果到一些凭票供应制度执行得不严格的地区，例如北京，那里买5角钱以下的猪肉就不限量，就可以用多排几次队，多跑几家店的方法采购一些肥猪肉，或是直接找亲友帮助解决。由于每次的采购量太大，有的能达到20至30斤，外地的亲友们，把我们这些来自东北地区的出差人士称为“东北虎”。最后，连我们大院的人每次出差，都会戏称自己是“东北虎下山”。
这样的方式，固然能够暂时解决食用油不足的问题，但长期吃猪油，对身体的损害是严重的。80年代，大院开始实行集体检查身体制度，相当一部分的职工，都患有胆固醇高，高血脂等疾病，其中很多人的年纪并不是很大。按照那个年代的生活水准，这些人是不应该过早地患上这类疾病的，都是猪油惹的祸。想一想，这也应该算是文革的“成果”吧。
文革十年，对食品行业生产的破坏，可以从罐头的制作上看得很清楚。由于肉制品的供应严重不足，我们家遇到有客人来吃饭时，经常用肉罐头来应付。那时罐头的价格很贵，2块多钱一罐，这对每月只有几十元人民币收入的家庭来说，是消费不起的。好在父亲的工资不低，文革后期，我们经常靠各类罐头来改善伙食。原来的猪肉罐头，都是纯瘦肉的，货真价实，一小罐200克的碎猪肉我们能吃上几顿。后来就不行了，罐头里面都是些肥肉，再后来就更可怕了，全是猪皮。5-6小块烂猪皮值2块多钱，实在是太离谱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时期，无论有钱没钱，都没办法“搞”到足够的食品。
其实我们大院这些人文革期间的伙食，和其他一些地区相比并不算差，至少还有饭吃，不至于挨饿。儿时的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糟蹋生活物资，无论是食品还是衣物。这种“勤俭节约”的习惯，至今仍在影响我的生活。
准备打仗
文革期间，我们这个科研大院，有很多荒谬的事发生。在我这样一个小孩子的眼中，最可笑的莫过于搞战备，在楼前楼后挖防空洞和战壕。那是1970年左右发生的事。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好笑。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我们在沈阳的研究所，一直是处于战备、准战备的状态中。按照上级的命令，我们各家各户的窗户玻璃上，都要贴上用报纸剪成的大大的“米”字，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苏修的飞机来轰炸，玻璃不容易被震碎。我当时就在想：一层报纸的厚度，能有如此的力量来保护玻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