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知道吴宓先生的人，大概并不少。据说《大英百科全书》里也列了他。可算一个“知名人物”吧。
但这标题得先声明一下：“棚”非“朋”之误，两字也不能通假，请校勘学家不要误会。
不管从哪方面说，我还够不上是吴先生的朋友，但确实是“棚友”，同在“牛棚”之友也。然而我知道他的大名，却是猗欤久矣。近日偶阅1984年《学林漫录》第九集金克木《记曾星笠（运干）先生》那篇文章，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还有吴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不免触发了我想来补这个空白。不过说起新旧文化，我都是外行，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这儿只记我与吴先生成为“棚友”前后的一些闻见和个人的想法。
以上算是“序”或者叫“引言”吧。
事情得从头说起，圣经贤传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么？“近道”何敢，为记叙方便而已。这得请读者不嫌我啰唆为荷。
大概是1937或1938年吧！那时我正在高中念书。一天，从《大公报》上看到一篇很长的大学各科“部聘教授”名单，记得中国文学有胡小石先生，英国文学是朱光潜和吴宓。至今印象深刻，其他的人名全忘了。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中国，而最感头痛的却是英文。从高小到高中，以致后来上大学，英文总是不及格。最难背的历史人名地名，我都记得，却偏偏记不得英文单词。因此，我对于英语学得好的人，总是肃然起敬，艳羡得很。即使在“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喧嚣声中，也并未降低我的肃然和艳羡——不过，我“狡猾”，没有表现出来。从此我这个小小中学生，对鼎鼎大名的英国文学部聘教授吴宓先生，有了不忘的记忆。
上小学时，老师教了我们读《婉容词》，对作者吴芳吉很崇拜。后来知道吴芳吉就是白屋诗人，而且是咱们四川江津人，崇拜得更加虔诚。过了些年头，友人送给我一部《吴白屋先生遗书》，知道吴白屋吴宓二吴是挚友，还有《两吴生诗集》，也有《吴宓诗集》一大本，使我对吴宓先生就更加景仰了。学贯中西嘛，怎不令人佩服？不过他的诗集，很抱歉，我却没有拜读。我得老老实实，不能冒充读了。因为在“史无前例”中，“造反派”经常呵斥我们：“要老老实实交代！”所以我至今是老老实实的。没读就没读，不能说谎。
后来，有点糟糕了。我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三次碰到他批评吴宓，大意说吴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化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更不那么景仰了，尽仰，颈仰也仰痛了么！但对于他是英国文学部聘教授，精通外语，还是肃然起敬，很艳羡的。
1954年，我在一所高等师院附设工农中学担任教育行政工作。院领导为了提高我们学校历史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历史教学水平，叫我们和历史系的教授讲师们开个会，见见面，以便今后帮助我们，我们好向他们请教。会上介绍时，就有吴宓先生在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毛线睡帽，一套很旧的中山服，朴素得近乎寒碜，与他的名声很不相称。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却又使人有“一旦得见，雷从耳出”之感。我是欠恭敬，犯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毛病。我想他怎么又搞到历史系去了？而不在外语系或中文系？当然不好问他，他很热情，表示凡来问的，一定尽量解答。这印象给我却很好，其实会后我们的历史教师并没有去向历史系的教授讲师请教，不知什么缘故，“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吧？很辜负了院领导的一番好意。大概生扯而不拢与？
1961年夏，我在某高校学习结业了，被分配到这所学院的中文系教书，第一次教研组会上，吴宓先生赫然在焉。他怎么又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了，却没有去外语系？我不解，也一直没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是恪遵了的。根本不问这件事。从此，我就忝与吴先生同事且同组了
既在一个组里，何以没给他排课？他身体也蛮棒嘛。我刚去，记得让他教了一年级一个学期的“文言文导读”，以后就一直没他的课上。不过，学院办助教进修班，派他教英语，这可算发挥了他的长处。英国文学的部聘教授岂有不该教一个助教进修班的？这当然是领导的英明决策。后来得知他在班上可能因为讲语法造例句，造了“三两尚不足，而况二两乎”的句子。那是困难年间，就被领导和学员认为他在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从此被撵下讲台。文革中，批斗他时，少不了要举这个例子，证明他很反动。“革命群众”一举这个例子，无不义愤填膺，咬牙切齿云。原来当时的领导和学员中的积极分子认定吴宓很反动，是不能让他借讲台“放毒”的，所以从此没给他排课。他当时是学院仅有的两个二级教授之一，月工资270余元。有的助教这就有意见了：光拿钱，不做事，白吃人民血汗。其实吴先生是曾要求上课的。他说他有最简便的办法，三个月内可以将英语教上路，只要肯学，一定不难学好。也不知他那办法灵不灵，因为没有让他试验，怕他又来个三两二两的。我也没打算“老来出家”（去学），所以始终未去领教。
系里年轻助教舆论云，吴宓并不懂什么英国文学，只不过记得一些英国作家有几个女儿有几个儿子，恋爱过几次，她们的长相、性格、家世情况如何，作家屋子里有什么陈设，如此等等；或者一些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而已，这有什么用？说不上文学。似乎他们比吴宓还内行，故能指出其短处。我是不懂英文的，也没有向他做调查研究，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和他相处近20年，却从来没有听见他口吐一个英文单词，更不必说抛一句英文了，这和张乔治、李约翰、王玛丽之流，口中常抛出些洋文，迥然不同。算守旧呢？算什么的？我不清楚。
舆论既然如此，吴宓不但不通英国文学，一个同志说，就是中国文学，也没有什么修养的。例证是他认错了两个字。说他还自以为很热爱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呢！又一个同事向我抱怨：吴宓这人真无用，叫他校对教材，尽把简体字改为繁体字。的确他是从来不写简化字的。吴先生反对文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是出了名的。因此为他的“花岗岩脑袋”“老顽固”添了一条有力的“证据”。汉字改革是毛主席的指示，是鲁迅的主张。吴宓反对文字改革，就“等于”反对鲁迅，反对毛主席。非反动而何？看，多么严密的推理啊！所以文革中，列举其罪状，总少不了这一条。后来，我在想，吴宓先生是精通拼音文字的。和汉字比较起来，音符与意符文字的长短利弊，他应该是很了解的，何以还“顽固”地反对汉字改革？我不是文字学家，不懂。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逃居美国的林语堂，曾说过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大家都知道林语堂博士比吴宓先生更学贯中西，他也这么说，其意若曰，汉字拼音化，就等于毁掉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今天，第一道长城都不容毁，毁了的地段，还要修复呢。当然有些人可以下结论：林语堂、吴宓就是“一丘之貉”。这多干脆简明啊。吴宓抱住汉字不放，真叫作“顽固到底”。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树立了一种牢固的信念：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简言之叫政治挂帅。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凡事绝对化不得，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不承认学术问题对政治有相对独立性，许多问题是扯不清楚的。否则就无所谓“百家争鸣”了。
吴先生很笃于友情。吴芳吉去世多年了，但他每月寄钱去接济吴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据说从未间断过。除了吴家外，他还接济一些有困难的朋友。吴先生不抽烟（而且讨厌抽烟），不喝酒，似乎也不买什么书，他的一些外文书都捐给院图书馆了，收入那么多而生活很简朴，他的衣着，在全院老教师中算最坏的，甚至有人目之为“老叫花子”。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吧？他每月270余元哪里去了呢？有些青年教师经过调查研究，断言：拿国家的钱去接济坏人了，是吴宓立场反动的表现。这又是吴宓的一条罪状。文革中“革命群众”批斗他时，也没有少掉这一条。
其实，吴先生不但“接济坏人”，“好人”他也是接济的。“好人”向他借钱，他都肯借。有些是存心借了不还，理由是：不义之财该拿来共产。“好人”不还，他也并不逼着要，久了也就算了。认真说来，吴先生在金钱上是慷慨的，并非吝啬鬼、守财奴那一路数的人。
文革中，我们被扣了工资，只发生活费。我向他借了近百元来生活，后来如数奉璧，他还感激称赞说，只有您这么讲信用啊。据此推知，对他不讲信用，借而不还的是大有人在。《增广贤文》曰：“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大丈夫小丈夫且不去管它，与朋友信嘛，这恐怕应是做人的起码品德。
因为吴先生是个“高薪阶层”，我们刚成为“棚友”时，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监管我们的“红卫兵小将”有一天晚上，“学习”完，叫我们各人滚回去，只留下吴宓，说是要对他单独训话。我们都很关注“训话”的内容，因为休戚与共嘛。但又不敢打听。这是“纪律”，不得违犯。记不清过了许久，终于知道所谓“训话”者，红卫兵小将要他出200元钱，作为捐献，支持红卫兵小将去“大串连”也。吴先生说他是“赎罪”。我们认为这是可耻的敲诈勒索。不但勒索了吴先生，另一“肥实”的“棚友”也是被勒索了的，且遵令不得泄露，否则，“一切严重后果，自己负责。”还是那位棚友的夫人——没有辫子，挂不起，毛着胆子去问那个“革命组织”，事情才敞开来。真是，在“格抄勿论”，“格斗勿论”，“格砸勿论”，“格抢勿论”之外，还发明了“格借勿论”，这也算“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吧。我还是没有调查研究，不知“格借勿论”去的钱退出来没有？
吴先生离婚后，晚年曾得到一个女生的爱戴，后来作了他的夫人。可惜这位夫人患肺结核，不久就死去了。吴先生将她土葬在距学院数里外原是乱草坟的地方。文革中批判他时，同组一个青年积极分子揭发说，这个女人地主家庭出身，痨病鬼，吴宓爱她，她爱吴宓，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场同样反动，所以一拍即合云云。又揭发吴先生寝室中还变相供奉着她的灵位。有一年清明节，吴宓还偷偷摸摸去上坟扫墓，烧钱化纸，大搞“封建迷信”云云。那位青年教师又是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当我们第二次被“勒令”集中监管“学习”时，监督者忙于“革命”搞武斗去了。棚友们违背学习“纪律”，便不免闲扯起来。一次，吴先生不在，棚友中他的一个学生辈说，吴宓一辈子搞女人，弄得和师母关系不好，他们也不离婚，君子协定，分居各过生活，吴宓每月按约定给师母送生活补偿费。那时他们都在昆明，吴宓很守信用，每月领了薪水，当天即奔赴师母住处，笃！笃笃！敲开门，脸朝着一边，手递过钱去，师母接了，他转身就走，不看也不交言。又说吴宓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和一个有名的交际花叫毛彦文的，打得火热。毛要求结婚，吴宓老是迟疑不决。突然一天，吴宓接到毛寄来的结婚请帖，是和曾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结婚。毛37，熊73，年龄倒转巧合上海传为“佳话”。这可把吴宓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悲愤之余，赋诗抒怀有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恋爱无益有百害。”吴先生的奉劝当然不起作用，世人照旧恋爱不误。我们听了，一阵哈哈。自幸没有拜读吴先生的诗集。但不知那位棚友所叙是否属实。我不是“专案组同志”，没有资格去“清”别人的“队”。无法核实。
也是那位棚友讲了吴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另一件轶事。昆明当时有个牛肉馆，老板异想天开，招牌标为“潇湘馆”。吴先生是红学家，很气愤这家馆子胆敢亵渎林妹妹，提着手杖去一顿打，锅盆碗盏，盆盆罐罐，被砸碎一地。吴先生是社会名流，名教授，那牛肉馆老板只好自认晦气，谁叫你乱去附庸风雅呢？舆论说，该打。这或可看出吴先生维护传统文化尊严的憨厚直戆，可以发给精神文明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