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从学习《五一六通知》起，到9月初我们被“揪出，挂起”那一段时间，因为搞运动——其实我们是被搞，规定天天到教研室学文件，写大字报揭发，我们能“揭发”谁？只有被揭发。吴先生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要挨批驳的。为了“加强火力”，领导还特从其他组调来几尊大炮——最革命的积极分子，专轰早已内定的我们几个。例如吴先生曾说，他在哈佛大学时，系里（院里？）办事人员只有一两个，事情却办得井井有条。这就不得了了，“大炮”立即发言，骂他是崇洋媚外，攻击了我们的人事配备，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引而申之，不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真是“狗胆包天”！事后吴先生悄悄问我：“怎么现在他们对我这么严厉了？说任何一句话都错？”我说这是在搞运动，对我们老教师——当时还没有发明“臭老九”之称——要严厉些。运动过了就好了。哪料到一运动就是10年！连他的健步如飞，也被“运动”成了个跛子。此系后话，且按下不表。
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们早已被抄被揪过了，战战兢兢地坐在教研室里。忽然一个“革命小将”叫我们出来，在巷道里站成一排，赏每人一块上书“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牌子，挂在颈上，亮在胸前。挂讫，押到大操场主席台上去接受批斗。啊哟，我的乖乖！济济一台的“牛鬼蛇神”！台下场上黑压压的一片“革命群众”。我们虽然是“一小撮”，但也不免有“浩浩荡荡”之感，并不觉得孤寂。吴先生就走在我的前头，躬腰站在我的旁边。批斗完毕之后，系里一个“革命小将”向我们宣布：从今天起，你们被专政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或写交代，准备接受批斗云云。
这里得诠释一下“棚友”之义。棚者，牛棚也。凡住入牛棚者，相互间，均得谓之棚友。人而谓之牛者，斥言之耳。牛系牛鬼蛇神之省称也。我为什么仿《公》《谷》笔法，之乎者也地解释一通？盖窃恐一百年后难住考据学家搞不清楚。用心该算是好的。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住”牛棚，晚上是各自住在家里的。不可“诬蔑”“革命群众”。本来“革命群众”正筹设牛棚，勒令我们住进去，好监督管理。一时还没找到适合的地方，“保”与“革”之间便激烈斗争起来了。接着又是“一月风暴”和所谓“二月逆流”，他们忙于“揪走资派”，又接着弃文斗而武斗，“革命行动”忙煞了“革命小将”，也就无暇考虑我们的牛棚问题；当然我们很乐得如此。
我们的牛棚，其实是存放锄头、箩筐、扁担等劳动工具的地方。一片矮塌、潮湿、阴暗的瓦房。每天早饭后，他们遵令低头列队站在指定的教学楼前，恭聆小将一顿呵斥训诲后，就下降到牛棚，由队长分配任务，拿起工具就开干。这时，吴宓因为年纪大了，监管人默许他就留在牛棚里，为我们看守衣服。有时叫他烧开水，他却分不清水开没开，大家教了他辨认，还是搞不清楚。有一次，在牛棚附近插红苕秧子和栽大蒜，轻微劳动，叫吴先生参加。他分不清倒顺，都栽插反了，出了洋相。被舆论斥为“百无一用的老废物”“剥削生活过惯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云云。那时用脑子是不算劳动，只有种庄稼做工才算。让吴宓种庄稼哪能不出洋相？那年头出洋相的总是知识分子。至于从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传出的批判词中，常常会碰到“向偶（隅）而立（泣）”呀，“现刑（行）反革命”呀，“沾（玷）污”呀，“七屈（届）二中全会”呀，据说那正是“造反派脾气”的表现，谁敢说他们错了呢？“知识越多越反动”，愚昧是最革命、最好的。我曾暗中打油二句：“悔不当初事百工，亦未南亩学老农。”而今落得个“牛鬼蛇神”的恶谥，将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呜呼！彻底完蛋了。至于吴宓先生的完蛋，会比我更彻底，我想。
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泼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鹅看。我们还挨了一顿毒骂。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还据说“两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来给吴宓戴这顶帽子”。这下真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1969年和1971年，我们都曾被赶到川东某县某乡的一个幺店子旁边去劳动和重新清队。住地原系劳改农场，以后学院就办在那里。
我们当然很清楚，“革命群众”是劳动锻炼和“清”我们，我们是劳动改造和被“清”。很荣幸，我的“罪恶”轻些，已放到“革命群众”中去受监督。领导宣布编组名单时，摆在最后，加了“还有”，以示区别。其实我并没有妄图混进去的意思。而“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的几个棚友，“罪恶”大概重些，单独关在一边。三顿饭前，拿着碗筷，还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虽有罪而不请了。谁愿意无罪去请罪来着？但“革命群众”只要高兴，随时可以喊着吴宓或我们的名字，奚落或臭骂几句，吴宓点头称是，我们默不作声。“秀才遇到（红卫）兵，有理说不清。”何况你根本无权说呢？“闭关自守”，是我们的基本对策。
一次，开吴宓的批斗会，会毕，两个最富于革命精神的彪形“革命‘大’将”把跪着的吴宓，凶恶粗暴地拖出去，这是按规矩不能由自己“滚下去”的。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一下子竟把吴宓的一条腿整坏了。从那以后便成了跛子，再也不能健步如飞了。“革命群众”说，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手软的，否则便要丧失革命立场”云。
吴先生鳏居多年，由一个隔房的妻侄儿经佑他，给他当佣人。这个妻侄儿五短粗壮身材，流里流气，不三不四，说不准那是个什么人，总之，大家对他印象不好。吴宓先生为人忠厚，困难年间，上级分配给他“高知”享受的许多东西，买来都归他侄儿享用。前后两间屋，好的一间让给他侄儿住。这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文革开始，“横扫”一切，那侄儿被扫回老家去了，吴先生已是“牛鬼”，当然不能有佣人了。白天进牛棚，早晚生活自理。人是个贱皮子，颠顿狼狈，也存活过来了。
从1972年开始，革命高潮已过，学校又逐渐从那幺店子旁边迁回重庆。1973年，工农兵进大学“上管改”，当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找哪个做“黑靶子”呢？吴宓名气大，最合适。上头也派了人来住下一同整材料。整来整去，就是那么几条（如上文所说的），没有新的。“可恨”的是，这吴老头历史上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更不要说军、政、警、宪、特、反动会道门了。再打死老虎，激不起群众的义愤，收不到什么效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吴宓，肯定抓而不灵，只好收刀捡卦，算了。这是粉碎“噬人帮”后，上头派来的那位同志，亲口告诉我，对吴宓曾有那么一场暗算。
对吴宓既然“算了”，组织和“革命群众”也就不再去管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就不翼而飞了。吴宓更加衰老，他后来雇了个中年妇女照看其生活起居。据说每月给好几十元的工资，他从不亏待佣人的。公私均忙于迁校搬家和给“上管改”的工农学员上课，事情很多，无暇去理吴宓，吴宓和这些事也全不沾边，再说，牛鬼蛇神哪有资格去沾边呢？我有时偶尔碰到他一瘸一跛地在他门前路上散步，女佣人的姑娘还得在旁边扶着他。招呼他，他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老糊涂了，我想。
吴先生雇的中年妇女，早来晚归。听说有一夜，吴先生从床上跌下来，稀里糊涂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被女佣人发觉。年过80，记忆力消失殆尽，谁也不愿去看看他。说他精神上“晚景凄凉”，应是恰当的。
听说他两个女儿中有一个是党员高干，要坐小包车来看父亲。单位领导也为此忙了一阵。高干一走，“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女儿也未能把固执的老父亲接走。后来吴先生的陕西泾阳老家，派人来将他接走了。落叶归根，狐死首丘，这大概是吴先生情愿的。
吴先生长离单位归去，不知有人去送行否？我估计有也很寥寥。我们这批“棚友”就没有一个人去的。再则，那时谁又敢去呢？
大概是1978年吧，听说吴宓先生已在原籍老家病故。大概又过了一两年，由系主任主持在教研室里，开了一个规模小得不能再小的追悼会。历时大约十分钟。用意算是平反，恢复名誉。主持人报告中说，吴宓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动派再三逼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了。可见吴先生在政治上何尝无可取之处？！然而他自己从来没说，大家也是第一次才听到。从这件事看来，并不如“革命”大小将呵斥的“反动透顶”。反动容或有之？透顶则未必也。根据我近20年的观察，说吴先生思想反动，也还需要研究一下：正如毛主席所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爱国的。他们对新社会一时还不习惯，有个适应的过程（大意）。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话。用马列主义思想、共产党员水平（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去要求吴宓这种旧知识分子，当然就百无一是，“反动透顶”了。这是时代的“悲剧”吧？“在劫难逃”！但我深信、庆幸，在我们新的党中央领导下，这“悲剧”是不会重演的。“棚友”吴宓先生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