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出狱记

1975年春，姥姥与大舅在老宅上房东侧台阶

1975年，春分后那个周末，我从陕师大返家，前院静悄悄的，朝上房走，刚迈上台阶，门帘掀开，母亲神情异样，示意我进东卧室。她轻掩房门，小声说：“你大舅来了。”见我发怔，又说：“内蒙大舅，从呼市来看你姥姥。去跟大舅见个面，说话注意点儿。”

“文革”之前，我们填写政审表，都由父母把关，“主要社会关系”一栏，只填“中共党员”亲戚，不填“黑五类”亲戚。但从大人失言，我隐约知道，有个舅舅在内蒙服刑。“文革”初，母亲任十三中教导主任，跟她关系最好的某老师贴大字报，揭批她“1964年，《毛选》刚一发行，就邮寄一套给‘反革命分子’哥哥，还寄钱物……”那天，我要见的正是大舅。

我跟着母亲穿过中厅，走进西卧室套间，有位中年人坐床边，着灰色对襟棉袄，戴副眼镜，面庞清瘦，起身并惶惑地望着我。母亲说：“这是大舅。”我叫声“大舅！”大舅小声问：“是小秦吧？”姥姥紧张地隔窗往后院看。老宅交公后，东厦房与前院倒座房住进两家外人：一家主人是某工厂革委会主任；另一家户主是落难职员，靠拉架子车为生。他们须通过上房东侧过道，去后院如厕。

我与大舅都有些拘束，于是相互让烟。我给大舅点烟，见他食指与中指熏得焦黄。我俩在烟雾缭绕中，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夜宿西卧室，靠着床头吸烟，漫谈，我才渐渐了解大舅身世，也得知自己还有个六姥爷，是国军飞行员。

说宋家的事，先得从长辈说起。早年，曾姥爷宋韵清（人称“宋八爷”）在秦皇岛掌管吉盛兴洋行（位于海滨路至东山路），以洋务起家，眼界开阔，送子女入新学堂，接受西式教育。姥爷宋恩起受教于天津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位于法租界的海大道（Rue de Takou），1902年由英国人赫立德博士创建，仿牛津大学体制，英文教学，重德智体。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怡和洋行、开滦煤矿或耀华玻璃等外企。姥爷毕业后，入开滦煤矿任高级员司。

1930年代初，六姥爷宋恩儒就读北平汇文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四期，1935年6月毕业，1937年7月14日，随高志航参加淞沪会战，驾机轰炸日军司令部、公大纱厂军械库及汇山码头，冒着密集炮火，俯冲轰炸停泊吴淞口及崇明岛附近的敌舰。8月21日，他又与战友董明德配合，在扬州机场上空，击落两架日寇轰炸机。

1938年1月4日，日寇出动30多架战机突袭汉口，六姥爷与战友驾机升空迎敌。激战中，他被三架日本战机围住，机身数处中弹，机翼折断。最后，他试图驾机撞击日机，因再次中弹而坠落，壮烈殉国，年仅二十四岁。

六姥爷牺牲后，宋八爷命我姥姥代表宋家，去汉口处理后事。当时，姥姥已有身孕，携怀孕的六姥姥邹氏从天津乘船，经香港去汉口装殓。据大姨说，她奶奶临终，不知六儿已战死。弥留之际，家人问她想不想老六，老人家摇头，遂咽气，家人将珍珠放入口中，合上双目。不料出殡时，忽狂风大作，吹翻招魂幡，刮落房顶铁瓦。我二舅母说：“老六的魂儿，给老母送丧来了。”

2007年4月，纪念“抗战”七十周年之际，中华民国空军张光明将军撰文“笕桥英魂追忆”，缅怀阵亡的好友，并附二十位战友小传及遗像，其中有我六姥爷，才让家人得知他的壮举，一睹英姿。

宋恩儒烈士天津市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幼读勤学，潜悟识深，每读忠烈史记，即掩卷叹息，慨然兴景仰之思。平居寡言笑，然每论时事，则轮泻豪宕、慷慨激昂，不能自己。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东北事变后，君乃弃学，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四期毕业。在剿匪诸战役中，迭以功受奖，晋升中尉，任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五中队分队长。淞沪战起，转战长江各战役，击落敌机三架，炸沉敌舰一艘，战功显赫。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四日，于汉口空战中阵亡，追赠上尉。时年二十四岁，遗有父母及妻邵氏与一女。（注：妻邹韧兰，遗腹女宋锡荣，小名荣荣）

据母亲说，日寇侵占华北前，她六叔每年暑假探亲，都给女眷带杭州丝绸，为她裁制一袭蓝色碎花旗袍。六叔战死后，葬汉口，“抗战”胜利，衣冠冢入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位于东区山坡，由西向东第二十四穴。1990年代初，母亲去南京探亲，专程去航空烈士公墓，为六叔扫墓，询问守墓人，获悉从未有人来此祭奠。六叔战死后，六婶改嫁国民党中央医院某医生，从此音讯全无。母亲给守墓人留下地址和电话，希望有朝一日，能与表妹荣荣取得联系，此为后话。

姥爷任开滦煤矿高级员司，薪资优渥，崇尚西化，将子女送天津或北平教会学校读书。我母亲考入天津圣功女校，初中毕业转学，与大姨同在北平慕贞女校学习，大舅宋锡桐进北平育英中学就读。

1942年，大舅17岁，抛弃优越生活，与两个好友逃离北平，去大后方抗日。他们所带盘缠不多，搭乘一段火车，就徒步西行，过了潼关，身无分文，陆续把多余衣物和行李卖掉。等他们抵西安，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当时，中央警官学校正招生，三人都是高中生，一考即中。大舅从中央警校（重庆南岸弹子石）毕业时，“抗战”胜利，1947年4月，派往归绥警察局。1949年9月，董其武率众十万在绥远起义，国民党军政人员悉数留用，大舅奉调归绥公安局二分局任股长。

我姥爷思虑洞达，知世事难料，连发数函，催促大舅退役，报考理工大学，或进开滦煤矿从业，并叮嘱：“将精力放在无用之处，岂不可惜！”大舅不从，而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整风审干运动，不料1952年12月，大舅突遭逮捕，罪名为“窝藏枪支、贪污公款和放走地主”。

大舅“窝藏枪支”的消息传到秦市，舅姥爷张万益率家人挖地三尺，寻枪未果。惊悉大舅因贪污入狱，姥姥、大姨连忙变卖金银首饰，凑钱退赔。不久，公安局查无实据，又通知退钱，大舅拒收，怒斥：“你们不是想要钱吗？送你们好了！”至于“放走地主”罪名，更属荒唐。那人是天津某中学校长，家庭成分地主，大舅公事公办，给人家开路条，返乡探亲。

1953年元月，公安局又给大舅强加罪名“军统潜伏特务”，判刑十年，发配劳改。1955年秋，表舅张春华在京上中专一年级，某日，忽然接到五哥（大舅在宋家行五，人称“五少爷”）的信，说劳改艰辛，见天吃窝头蘸酱油，希望寄些钱。表舅害怕，回信大讲革命道理。幸好二舅母仁慈，给大舅邮寄十元解困。

后来，监狱当局得知大舅数理化好，精于设计，便调他去监狱新生钢铁企业任技术员，刑满留用。“文革”中，造反派砸烂公检法，1970年初，监狱撤销，当局决定，将犯人转押山西临汾，刑满留厂职工送回原籍。干警送大舅回秦皇岛，抵达北京站，把档案给他说：“你先回家，半个月后，我过去给你落户，办手续安排工作。”并给大姨发封电报接站。等大舅在秦皇岛站下车，大姨见他自带档案返乡，怀疑他潜逃，惊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第二天，大舅去原籍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当场遭羁押，理由是：“秦市尚有十大案件未破，为你自身安全，先关押再说。”大舅再度入狱，每天发俩苞米窝头，睡水泥地。其时，监狱因牢房狭仄，正在扩建，大舅便自告奋勇，承担制备、测量、施工，结果，苞米窝头换成大白馒头，才得果腹。关了二十天，内蒙干警到秦市，见大舅又入狱，跟秦市干警吵了一架。原籍派出所认定，根据档案记录，大舅仍属反革命分子，原籍不予接收，于是，重返内蒙监狱。

熬到1971年，监狱当局派辆十轮卡车，将有技术特长的八个刑满释放人员送台阁牧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谁知到1973年，监狱恢复，因缺技术人才，内蒙公安厅下发文件到各旗镇，责令有一技之长的刑满释放人员，限期回监狱报到。某天，公社书记将八人叫去训话，然后，派人押送上路，如厕，就餐，都派人盯着。等把他们押到旗公安局，才知根本没那回事。结果，八人重返台阁牧，继续接受再教育。

1974年初，大舅成了家，时年48岁。舅母名刘秀，祖籍山西洪洞县，叔姑均为老革命，丈夫系解放军师级干部，驻防新疆，因家庭成分地主，“文革”中，惨遭批斗后愤而自杀。七十年代初，刘秀随部队移防内蒙，经好友介绍，与农村户口的大舅结合，收养个弃婴，取名芳芳。

1970年代末，乡镇企业兴起，大舅看到生机，为养家活口，申请外出打工，公社不放。为离开台阁牧，大舅设计制造了农业机具，在呼市参展并获奖，又设计建造了公社大礼堂（容纳600人），这样，公社书记才放他自谋出路。

那年，马氏四兄弟承包四合兴钢材改制厂，生产盘条，聘大舅负责设备购置、原料、生产及销售，工厂效益极好，全家也住进新房。孰知1977年初，公安局以莫须有罪名，将厂长马老大收监，大舅去山西出差，返呼市当日，就被押上吉普车，投入大牢，一关90多天，既不提审，也不理睬。一天，牢门突然打开，狱卒告大舅：“回去吧，你没事了！”大舅质问：“凭什么关我？”狱卒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大舅又问：“老马放了吗？”此时，大舅熟悉的公安局同事过来，好言相劝：“老宋，你是你，他是他，你别管那么多。三个月，也该回家了！”

大舅精明能干，在呼市已有名声，人刚出狱，各乡镇企业就争相聘请。他应聘去团结大队乡镇企业，大队书记为留住大舅，给他盖一院新房，可全家还未入住，呼市工业局就调大舅，并承诺转正。大舅真能干，一去就设计制造了呼市第一辆清洁车。工业局又送大舅去北京钢铁学院，带薪学习三个月，回来负责粉末冶金厂转产。1978年，马老大无罪释放，又高薪请大舅回四合兴钢材改制厂。

蒙冤三十三载，1985年，大舅终获平反，由呼市公安局接收，“享受起义人员待遇”，定副科级，才59岁就被迫退休。公安局如此下作，就是为了不给大舅分房与调级。好在大舅浑身本事，为人豪爽，友朋遍呼市，受聘多家乡镇企业，先后设计并制造了饲料粉碎打浆机、游泳池污水处理设施、焦化冷却塔等设备，收入颇丰，仗义疏财，资助贫困亲友，而不求回报；出资几十万送侄子去日本北海道学畜牧；每来西安探亲，必送外甥外甥女皮夹克、皮包、蒙古刀具等。1994年，大舅不慎摔断腿，才停歇下来，回家享受退休生活。

犹忆1975年早春那晚，我与大舅靠着床头，在黑暗中吸烟，漫谈，我问：“听说您有个好友，当了汉奸，现在还挺风光？”大舅长叹一声：“唉，没法说！当年在育英，三个好友，参加抗战的俩，我去了重庆，落得如此下场。另一个投奔延安，解放后任武汉市副市长。当汉奸的那位，战后逃到日本，还当了什么县议员。唉，没法说！坐二十多年牢，出来时，发点儿安家费，算下来，一个月才值几块钱。”1970年代初，中日邦交，那位好友从日本返国，专程去秦市，打听宋锡桐的下落，亲友都回避，谎称不知所踪，其时，大舅正服苦役。

2012年10月23日，重阳逢霜降，凌晨五时，大舅在熟睡中辞世，四天之前，刚过87岁生日。大舅一生坎坷，冤系大狱，所幸晚年过得幸福，舅母去世后，由养女芳芳全家悉心照顾，可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舅生前选购瓷瓶，遗嘱逝后焚身，将骨灰封入瓷瓶，择期沉黄河。

大舅晚年，常夜不能寐，“想过去，六十多年的苦呀！”（大舅复函语）索性起床，边吸烟，边写申述材料，或给三妹（我母亲）写长信，倾述心事，翻来覆去说蒙冤入狱事。看来，大舅人虽出狱，魂系牢房，终生未解脱。呜呼哀哉！

2018年4月5日（清明节）晨草

2020年2月1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