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忆母亲

母亲一生好强，不肯认输。即使渐渐失忆，也从不肯承认自己记不住了。前几年和她视频，她虽然听力已差，说话常常要重复几遍，却还记得许多旧事。谁的生日，谁家的电话，哪一年谁来家里住过，她都能说得一清二楚。到了前年，她却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得了。有时我故意问她：“还认得我吗？”她立刻沉下脸，说：“自己的儿子怎么不认得！”

她说得那样理直气壮，仿佛认得我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我知道，记忆正在从她身体里一点点撤退。先是撤走一些细小的数字、日期、名字，后来又撤走一些刚刚发生的事，再后来，它把时间也搅乱了。她会把眼前的人认作旧人，把几十年前的事当作眼下刚刚发生。她的记忆像一间漏雨的老屋，起初只是一个角落滴水，后来便处处潮湿，四下坍塌。你明明站在她面前，她却像隔着半个世纪看你；你明明是她最亲的人，她却要在脑海深处慢慢摸索，才能想起你究竟是谁。

这世上最让人无能为力的事，大概莫过于此：你看着一个人一点点失去她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替她把散落的时光重新捡回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母亲所失去的，并不只是一些零碎的记忆。

母亲这一生，几乎从未真正属于过某一个时代。她出生在民国时期，长在战乱与动荡之中，成年后又被卷入一次又一次历史转向。时代的浪潮来临时，她从来都不是能够决定方向的人，她只是被推着往前走——失去母亲，失去父亲，失去丈夫，失去原本安稳的生活，再到晚年失去记忆。

当她渐渐失忆，我忽然意识到：母亲正在忘记她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也早已忘记了她的存在。但正是无数像她这样的人，在不被记录、不被歌颂的角落里，默默忍受，默默劳作，默默把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家庭，撑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母亲命苦，苦得很早。

我的外祖父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民国时在家乡教书，后来还做过县里管教育的官。国共内战爆发后，局势一天比一天险恶，外祖父的老同学纷纷写信来，劝他辞官，卖田，自保。他预感到天地要变，便辞了官，回山里教书，还将河边上百亩良田贱卖出去。可人终究躲不过命。1948年，一场伤寒便要了他的命。那一年，母亲才十一岁。而更早些，母亲四岁时，外祖母就已病故。一个孩子，四岁失母，十一岁丧父，所谓“家”，还没来得及在心里长结实，就已经风吹云散了。后妈很快离开，母亲只能靠哥哥姐姐拉扯着长大。

她从小就知道，这世上很多东西是靠不住的。人靠不住，时局靠不住，运气靠不住，安稳更靠不住。真正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咬紧牙关活下去。

我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一直陪伴照料我的奶奶。奶奶八十六岁去世后，父亲才考虑婚事。按我的记忆，父亲结婚时其实已经三十八岁了，当时却跟母亲说自己只有三十六岁。母亲后来提起这事，还会淡淡地笑，说他皮肤白，人显年轻，倒真看不出来。

父亲原是码头工人，吃国家粮。后来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有人拿两间房换走了父亲和我的城镇户口。1968年，文革时小镇被彻底铲除，转眼成了一片废墟。按理说，父亲本该另有安置，可因为城镇户口早已没了，便只能带着一家人回祖籍农村，重新下地种田。

下放之后，生计陡然坠入谷底。父亲怀里揣着祖传的玉镯想救个急，却被店家断定为假货；雪上加霜的是，身上带去的一点钱也在街上弄丢了。父亲是个本分人，实在想不通，从此积郁成疾。1972年6月，年仅四十八岁的父亲撒手而去，将那个满目疮痍、摇摇欲坠的家，整个抛在了母亲单薄的肩上。

那一年，母亲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即便哭过，泪干了天照旧会亮，地照旧得种，孩子照旧要拉扯大。生活从未对一个寡妇的眼泪生过怜悯。她最终学会了将悲伤悉数咽下，封存在胸膛最深处，余生绝口不提。

父亲死后的日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米缸常常空得见底。母亲拿着升子和布袋，去生产队找邻舍赊米。为了让我们多吃一口，她自己常常一天只吃一顿。肉在那时候是奢侈的，只有过年时舅舅和姨娘送来几块肉、几条鱼，才能尝一尝荤腥。因为家里是生产队的超支户，队里分猪肉、分鱼，常常轮不到我们。门前那条大河，反倒成了童年最大的恩赐。涨水时可以捞鱼，退水后坑坑洼洼的积水里也藏着鱼。捞鱼原是最快乐的事，可真正拿回家，又常常犯愁：煎鱼要油，而油，在那个年月，是家里最金贵的东西。没有油，鱼腥得厉害，难以下咽。小时候不懂什么叫贫穷，长大后才知道，所谓贫穷，就是连一条捞来的鱼，也未必有办法做成一顿像样的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