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恋

我一岁那年，我母亲接到了一个从意大利寄来的邮包。里面是一件送给我的婴儿小毛衣，淡黄色，上面有编成小花的小孔。邮寄毛衣的，是利维奥叔叔。

(1)

母亲跟利维奥是1951年在欧洲认识的。

那是冷战初期，母亲受命于父，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从美国去以个人身份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大会。外祖父是国际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那时候在哈佛大学做研究。自从朝鲜战争开始。他就非常关注中国的情况，并一直希望能回到新中国去看看。他派我母亲去世界青年联欢会，目的是要她看一下是否能够联系上任何中国大陆派去的参加者。

母亲在东德没有找到任何大陆派去的人。但是她却在前往意大利旅行的时候，认识了利维奥。

据母亲说，她认识利维奥，是在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小镇里的旅店中。那时，有一对德国兄弟，为了谁能开摩托车送我母亲出去兜风而争吵起来。（顺便说一句，这对兄弟后来一个成了世界著名的指挥家，一个成了德国政府的高官。）吵的过程中，也是在旅店中住宿的利维奥，不免好奇。在餐厅里吃早饭时，他问起母亲是怎么回事……就这样，他们相识了。

利维奥比母亲小几岁。他身材瘦长，目光如炬，讲话总是在面前的空气中挥舞双臂，典型的意大利青年。他羡慕母亲的英文好，经常让母亲给他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听到动情处，他会热泪盈眶……就这样，他们相恋了。

外公召唤。母亲回到了美国。离开时对利维奥说，她一定很快就回意大利来。

左起：外祖父、母亲、利维奥

(2)

刚才说过，外祖父是个有名的有机化学家。世界上第一个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化学反应，就是他发明并随之被命名的。而这对于他想要回到中国大陆，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951年以前，所有在美的外籍科学家都不能无故永久居住在美国。但是，钱学森事件之后，一夜之间，美国的政策彻底变了。新的规则是，所有来自战后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的外籍在美学者，均可以在美寻求职业，但均不许重返各自的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防止美国的技术，特别是高科技，流入冷战中的对手国家。换句话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不是这两年才发生的，而是上世纪中叶就发生过。

但是，中国方面，此时又是特别地需要海外的人才回归，并且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号召海外学人重返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母亲虽然没有能从世界青年联欢会上得到什么消息，但是外公却一直不断接到来自他仍在国内的老哥哥，我母亲的老伯父的来信，反复请求他回到中国，“哪怕只是回来看看”。老哥哥在信中发自肺腑地对外公说，他是经历过前清、民国，甚至日伪，现在又是新中国的人。“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中国，和与以往所有政府都截然不同的政府。”

虽然老哥哥信中的话都是真话，但是多年后他也曾向外公承认，在他的后面，的确有当时中央在中国华东南地区的大员不厌其烦地指示操作。

于是，外公决定回国“去看看”，并让母亲陪同。为了对付美国政府，他不得不设计了一条“曲线归国”的路线。他给从前在德国工作时的同事写信，让他们邀请他去德国讲学，这让满心狐疑的美国政府无法限制他出境。但是，就在外公与母亲登上前往欧洲的海船之前，突然他们面前出现了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

“黄先生，您离开美国的原因是？”外公连忙回答：“去德国，去德国教学。”两个官员明显不买他的账，但是又没有证据，纠缠了一阵，最后也不能拿外公怎么样，只能放行。

不过，其中一个领头的正色警告说，“您如果此行最后的终点，是共产党的中国大陆的话，所有严重的后果，都将您自己承担，您明白吗？”外公连忙又点头，“明白。我明白。”

其实，外公只是一个科学家，他那时真的是什么都不明白。中国正在弃美投苏，冷战正在升温。

(3)

母亲与外公到达欧洲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当时中国大陆政府在欧洲唯一的外交办事机构，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办处。接待他们的，是一位热情洋溢，能讲一口流利英文的新中国政府官员，名叫熊同志。

熊同志在回答外公对于是否回国就有可能再也出不来的问题时，信心满满地说了一句外公与母亲到死都记得清清楚楚，并一直反复重复的话：“新中国——来。去。自。由。”

但是，利维奥却不认为“来去自由”这句话是可以相信的。母亲在欧洲等待船票以及回国沿途需要经过的各国的签证时，回到了意大利。这期间，利维奥反复乞求母亲，不要轻信，不要回中国。他说，冷战正在升温。他在报纸上读到很多关于苏联铁幕的消息，而当时的中国，政策上几乎就完全是苏联的翻版。苏联可以进去出不来，中国也肯定一样。但是母亲想起熊同志说话时的那种无比明确的态度，加上外公年纪大了，的确需要她的陪同，所以没有改变计划。但是她向利维奥保证，即使父亲回国后决定留下，她自己在安顿好父亲后，也一定尽快就回到意大利来。

利维奥听了，纵有一千个不愿意，也毫无办法。他将母亲带回了自己的家，见过了他的父母，并且告诉他们，他将与这个中国女孩子订婚。

1950年代，世界还很小，很封闭。那时候，亚洲人在欧洲是几乎不存在的。母亲与利维奥走在意大利的街道上，常会招来路人的冷眼甚至语言的指责攻击，特别是在利维奥家的传统守旧的意大利小镇上，更是如此。文化上，意大利的女人对儿子有一种超强的占有欲与嫉妒心。利维奥的妈妈见到我母亲后，用意大利话十分清晰地告诉她说：“我的儿子是我此生的最爱，而你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了。你知道吗？”

但是，相恋的人无所畏惧。母亲与利维奥在佛罗伦斯的老桥上，彼此定了终身。

(4)

离别的日子到了。

母亲与外公回国乘坐的海船，出发地是哪个港口已经无从可考。但下面这一幕，我是知道的。远洋轮的甲板边上，站着一个东方女子，不断向下面挥巾，挥泪。码头上不多的送行人中，奔跑着一个西方男孩，不断地向上挥舞双臂……整个就是一个“泰坦尼克”时刻。

呜呼。

母亲与外公的船，驶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苏门答腊等水域后，于1952年春到达香港。跨过当时还是简陋之极的木板搭就的罗湖桥后，外公终于看到了给他反复写信的老哥哥。老兄弟多年战乱流离后相见，自然不胜唏嘘。

老哥哥身后，是几个干部模样的人。

干部们第一时间对外公说，黄老，新中国需要您的帮助，我们恳请您留下来。平心静气而言，这些干部并没有逼迫，他们的真心诚意，以及后来一些高层北京领导人的邀请，最后的确是促使外公自发地做出了留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而非被迫……

不过，这里也必须指出，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与后来钱学森回国时的情况一模一样，根本不具备任何真正海外回归高科技学者需要的基础设施。请他们回国的主要目的，还是出于其它因素的考虑：新中国初建伊始，海外华人纷纷积极回国，这是政治需要。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这种需要不复存在，素有洁癖之名声的外公，被红卫兵批斗时用马桶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来回在他口鼻处给他“刷牙”，那是后话。

接着说我母亲。母亲的情况不同。在安顿好了父亲，见过阔别八年的亲属后，她便提出要回欧洲。问她的理由，她回答说要回地中海，回去找她的意大利未婚夫。

熊同志说过，来去自由。

啊……当然，当然。但是，您有美国的硕士学位，我们又很缺英语师资……我们还是希望黄小姐能在国内居住一段时间，亲眼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

熊同志说过，新中国，来，去，自，由。

嗯，嗯，新中国，当然是来去自由。但是您现在持有的这是反动派1944年签发的无效的护照，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呀，所以您到了边境不会放您出境的，您是无国籍的人士，这个不好办哪……

母亲急了，大哭。无果。

外公内疚，竭力相助，无用。

一年以后，母亲被分配了工作，教英语。后来又调动工作到了北京。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她所在学校的上级领导单位里，不久后竟调来了一个领导，名字叫熊同志。（1978年，二人在党校内偶遇。说起当年他信心满满的承诺，老领导不胜唏嘘……这也是后话。）

再若干年，母亲与祖籍北京的父亲结婚，生下我弟弟不久后又离婚。

母亲与孩童时期的作者

刚生我的时候，母亲接到了本文开始说到的那件黄色男童小毛衣。那以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剧增，通邮都要受到检查，于是便再也没有来自利维奥的消息。文化革命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母亲也同样被单位里的人整得灰头土脸。

文革后期有一天，我看见她面对一张抄家被抄走后又退还回来的欧洲风景画在出神。那是一幅欧洲油画的翻版。湛蓝的天幕下，一座乡间的小桥。桥下是流水潺潺。

再几年后，“四人帮”倒台了，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1981年，母亲帮我申请到了她在美国一个母校的奖学金，我可以出国了。在我几经周折，终于请回来我第一本护照的那天，母亲把它借了去，压在她的枕头下过了一整夜。

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特别的眷顾我，要我尽量完整的讲述这个故事吧。1984年暑假，母亲在北京家里接待了一个四口之家的不速之客。而那一年，恰好是我在美国第一年有足够的盘缠回家探亲，所以这一家人来访时，我也有幸在场。

那是一对意大利夫妻带着一双十几岁大的儿女。男的又高又胖，肥大的手指上戴着巨大的钻石戒指，说话总是激动地在面前挥舞双臂——母亲让我喊他利维奥叔叔。

女的瘦小，神经质，红头发，说英文有很重的口音，给人感觉特别爱抱怨。她一见到母亲就开始告状说利维奥叔叔如何如何坏，不讲道理，“你没有跟他在一起，真的是上帝在天上保佑了你！”红头发女人用带了很重的“R”音的英文对母亲喋喋不休地说。

几天后，他们一行5个人，一起到中国的南方游玩了一圈。途中，母亲亲眼见了这一家人的喧闹滑稽，以及利维奥叔叔对妻子的颐指气使。

不过，有一次母亲与红发敏感瘦女人谈及是否利维奥叔叔婚后爱她时，红发女人回答说，她怎么能跟母亲比，她没有上过什么学，更不会背诵莎士比亚的诗。

母亲晚年，桌上老照片是年轻时的母亲

(5)

利维奥叔叔一家回到意大利后，母亲与他还一直保持着通信。也许是10年前的最后几次通信中吧，利维奥叔叔用因老迈而开始颤抖的手，写下了母亲离开时的情景。

“你的船启程后，我没有离开海港，而是找到了一个面朝地中海的咖啡厅，在大玻璃窗前坐下，点燃了一支烟，就那样坐着，目送你的海船远去。”

利维奥叔叔说，他此生最大，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抽烟。因为——

“从你的船驶入海的那一刻开始，”他写道，“我就对自己说，只要它不从我的视线里面消失，我就不会失去你。说起来这很荒唐，明明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努力。但是那时，我真的是那么想的。而且，奇迹一般地，你的船，不管它开得多远，变得多小，但是，它就是不在我的视线中消失。我目送着你，一边对你说了无数的话，以前说过的，以前没有说过的……说了不知多久，而你的船，它还是拒绝消失。它的顽强，加上我的固执……好像真的我们就永远不可分开了。”

就在这时，利维奥叔叔眼睛的余光，看到了手上那支烟的烟灰已经很长了，快要掉下来了。“千不该，万不该，我本能地在那一刻，就是那么不经意地低了一下眼睛，把烟灰在烟缸里就那么一弹……当我再抬起眼来，看回不到一秒钟以前你的船的那个小点的位置时，我却不管再怎么找，都找不到了，只有地中海的茫茫。”

“那一刻，”利维奥叔叔最后写道，“我就无比清晰地知道，我是永远地失去了你。”

(6)

母亲是2015年过世的。她走前一个月，我最后一次回北京去看她。90岁的人，神智已经不很清楚。她见到我，看了半天，问我是谁。

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内向，即使是对亲生父母，也不太会用拥抱来表达彼此的爱。但是，知道老母去日无多，也加上毕竟在海外多年习惯了，我悄悄地凑到她身前，抱住了母亲。不松手。

母亲没有动，随我与她脸贴着脸，像恋人般越抱越紧。良久，她叹息一声，在我耳边说出了名字：

“……利维奥。”

我将母亲抱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