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知识与道理

昔日读到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的句子“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中不由一动，觉得与五柳先生很有同感。后来突然想到，这句话会不会说了两件事？“不求甚解”与“欣然忘食”或许可以指两种类型的书。

一种类型的书倾向于告知种种知识，典型的莫过于字典或者百科全书；另一种类型的书倾向于讲述某种道理，譬如哲学、科学或者众多冠以“理论”称谓的著作——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社会学理论，如此等等。前者通常聚焦单独的对象或者题材，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从各种历史小掌故、某处的地方风情到一道名菜的烹饪方法，众多知识纷然杂陈；后者往往涉及普遍的意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大道相通，万物一理，道理的数量当然远不如形形色色的知识。

由于粗枝大叶，记忆草率，我对种种知识缺乏精益求精的考究，“不求甚解”之余，只是记住若干出处与获得路径，待到需要的时候重新查证。“欣然忘食”的多半是倾向于讲述道理的书。我的心目中，曹雪芹的籍贯、身世、居所谓之“知识”，《红楼梦》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谓之“道理”；这说明，一种知识只要三言两语，阐述的道理则必须思考、分析、论证，乃至接受辩驳。当然，所谓的道理不一定诉诸长篇大论，重要的是指出表象背后隐蔽的规律。譬如，许多人意识到信息的可贵，但是，只有少数理论家指出，信息使用权的意义远远超过所有权。与一辆汽车或者一幢房子不同，信息并非一个固定的物品，转赠他人之后自己仍然可以拥有，擅长使用才能赋予信息真正的生命。这种观点超出了人云亦云的知识而揭示出某种特殊的道理。不少知识囿于固定的时间与空间，未免带来“干卿何事”之感。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知识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又有什么必要花费精力研习与传承？如果一种知识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有了广泛的适应范围，这种状况即是转入“道理”范畴的标志。

当然，所有流传的知识无不包含某种道理。但是，一时一事的知识似乎只是一些琐碎的小技，如同一堆叮叮当当的零钱。钱钟书先生博雅淹通，古今中外的典籍仿佛无所不知，著作之中驳杂的引文数量多得吓人。但是，一位学者似乎稍有微词。他的妙喻即是，这些学问如同“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另一位学者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觉得如此渊博的学问还可以引申出若干“永照千古”的明珠，小打小闹的挥洒可惜了。这些说法无不隐含某种预设：所谓的真知灼见必须讲出一些普遍的大道理。这是许多人对知识的期待。文学史研究之中，一些琐碎的考据之所以遭受非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考据所陈述的知识与文学之为文学的道理脱钩了。

无论知识还是道理，均可能出现差错。然而，两种差错所带来的影响大不相同。误以为李白的籍贯是浙江，记错了苏东坡出生的年份，这种知识性错误可立即纠正；弄错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则可能产生整体性偏差。一个成功的研究既需要完善的方案设计，也需要准确的数据。许多经验表明，数据的误差犹可调整，方案设计的错失很难拯救。前者往往缘于知识的欠缺，后者多半因为道理不通。

显然，知识与道理的区分取决于个人兴趣、学科专业与阅读习惯，没有须共同遵循的固定通则。可以猜测，许多人不赞成这种区分，或者区分的标准不同。

一些人可能提出，琐碎的小技又有什么不对？一幢大楼不就是无数的沙砾堆积起来的吗？不要迷信“大”，“小”与“大”的划分以及等级设置来自各种文化观念与权力，福柯谈论过这些问题。某些曾经的道理如今成为知识，只不过是时过境迁被贬到边缘位置。钱钟书的著作才是传统学术的正统，他之所以坚持这种写作方式，恰恰是因为不信任那些貌似宏大的“道理”。在他看来，许多理论大厦都在时间的磨蚀之下垮塌了，只有那些星星点点的知识迄今仍然有价值。别向他老人家炫耀种种理论大部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不为”本身就是一种道理。我对诸多不同意见持开放态度。世界如此之大，视角的改换往往意味着另一种解释的框架，提供了另一套区分轻重缓急的准则。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书是读不尽的，必须有所选择，必须明确选择的依据——这是以往时常提到的。然而，强调知识与道理的区分，很大程度上受到另一个因素的影响：文化生产的主体正在发生某种改变。人工智能已经相当规模地介入写作。由于关键词的提示与搜索引擎的作用，庞大的语料库可以轻而易举地支持旁征博引。如果说，知识仓库的贮备事先由机器完成，以至于可以随时调阅，那么，一本书给予的道理启示更为重要。无论是孔子的“修齐治平”、朱熹的“天理”，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海德格尔的“存在”，这些思想与其说来自语料库的积累，不如说依赖文化大师创造性的一击。种种出其不意乃至石破天惊之论超出了陈陈相因的累加，而源于某种奇特的爆发。我时常期待从那些讲述道理的著作中感受“爆发制造”的冲击。这会带来一个顿悟，也会带来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