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本人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报纸连载）《走进往事》——一位共和国第一代女电视播音员的自述，文章中多数提到赵忠祥的地方，都是她们文革前在一起播音、练功、学习等等有趣的事情，但看着看着就看到了文革哪一页历史。原来，赵忠祥在文革期间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造反派，那个时代，当个造反派也不是什么大不了得事情，可怕的是赵忠祥还是一个打击朋友，陷害朋友的小人，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赵大叔今天的表现也是那种小人的延续了。
文革刚刚开始，赵忠祥就一跃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带领电视台的造反派造反、搞批斗会，当时，一位叫大渝的共和国第一代女播音员，因为私下写了一张质问江青的条子（这个条子实际上已经被扔掉了，但有人发现她用过的那张纸的背面映出的文字），赵忠祥就组织造反团召开批斗大会，把那为女播音员打成“反革命”，不但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在精神上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赵忠祥和这位女播音员过去一直都是同事关系，大家相处得很好，赵忠祥大她两岁，原来是北京二十二中学的学生，又只比那个女播音员早去电视台四个月，而且，沈力、大渝和赵忠祥还是一个播音组的，他们在一起相互配合得比较默契，大渝管赵忠祥叫“大熊”，赵忠祥管大渝叫“小辫儿”，但就是这样的同事加朋友的关系，赵忠祥还要把她打倒、批臭，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如今，这位已经身在美国的共和国第一代的女播音员大渝，对那段撕心裂肺的经历，依然不能忘怀和原谅。赵忠祥何许人也？一个靠造反起家，靠陷害别人、整朋友的 “赵老师”，如今又玩了女人不负责任。可耻，、可恶！还有人称他为“老师”，看看这个老师要把学生教成什么样的人？？？
大家可以去找那篇文章《走近往事——一位共和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的自述》的文章。
“文革”开始不久，广播局的大权就被“战斗团”夺了去。赵忠祥是“造反派”夺权后担任了文艺播出部的“勤务员”，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
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是政治斗争中各派系的必争之地，“四人帮”也
不例外。当时，“四人帮”明确表示支持“战斗团”，三天两头有指示，还来参加他们
的大会。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
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
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
“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过大江”收十
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
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
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
“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
我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
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
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
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
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
杀身大祸。
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
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
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
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
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时，
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
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
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
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
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
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
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
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
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
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揭发我的那位姑娘在会上受到了表扬。她原来也是“过大江”与我一派的，但因为
揭发了我，赵忠祥说她能“反戈一击”，仍然是“战斗团”的“依靠力量”。后来，她
还入了党。
在文艺播出部那个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有的“过大
江”成员迫于压力，也揭发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由于江青、陈伯达、
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
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
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
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
“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进驻广播局的军宣队小战士小崔后来对我说，任何一
个单位批斗的“走资派”都是老家伙，但他来到广播局，看见一大串老“走资派”后面
竟是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