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十七日专电）日本产经新闻今天在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报导指出，一九七九年三月魏京生遭逮捕事件对邓小平具有特别的意义，胡耀邦曾要求不要对魏京生处以十五年重刑，但未被邓小平接受，方励之要求释放魏京生激怒邓小平，使中国发展形成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决。

文中指出，邓小平时代的重要特徵之一是遭文革迫害者占据中枢要位，批评毛泽东时代的错误，由文革路线转为改革开放路线，邓氏为夺权有必要打倒毛泽东谬论。在理论斗争中最活跃的是胡耀邦，知识份子在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时不是系狱就是毫无力量，但在一九八九年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则扮演重要一环。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天文物理学者方励之由于煽动合肥学生示威罪名而遭党除名，但他仍继续推动民主运动，一九八九年一月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这项要求激怒邓小平，次年二月老布希总统访中时，中方阻止应邀参加的方励之出席，原因是魏京生事件对邓氏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攻击毛派理论后赢得年轻一代强烈支持，发展成为要求民主化的大字报运动，邓小平最先是支持大字报，但魏京生将指责箭头指向邓氏后遭邓氏下令逮捕。秘录引述目前住在台湾的胡耀邦前智囊之一的阮铭的发言指出，魏京生被捕时，胡耀邦并未希望重罚，一听到判刑十五年的消息后大吃一惊而追问邓氏，但由于量刑是由邓氏决定，胡氏毫无办法。

邓小平政治论理精髓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在魏京生被捕的同时发表，核心是「党的领导」，亦即坚持一党独裁体制，攻击邓小平是「新独裁者」的魏京生也可说是导致邓氏「四项基本原则」的产生。

方励之的公开信刺激改革派知识份子，要求释放政治犯和民主化的公开信接二连三出现，而在此之前，令知识份子提高警觉的是电影纪录片「河殇」问题。这部作品揭发中华文明的封建制和黑暗面，要求改革，六月中旬在国营电视台放映，引起很大回响，但进入七月，开始出现反弹，党宣传部虽驳回再放映申请，但赵紫阳大力称赞作品，默认上海等地方电视台的放映。

赵紫阳的作法激怒保守派元老国家副主席王震，大骂前者，九月以后攻击更趋激烈。中国的文艺作品常成为论争的火种，政争的工具，河殇问题升高知识份子的危机意识，发展成为对政权的批判，方励之的公开信则成为保守和改革对决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