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富》杂志小企业版（FORTUNE Small Business Magazine）记者理查德·马克吉尔（Richard McGill）最近一篇报导（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对此有较细致的披露：
这是一名曾为北京政治异议分子的美籍华裔软件开发商；一名曾经参与领导了1989年民主运动的企业家；一位年轻的资本主义者，他现在卖的网络软件，既可以打开中国社会的大门，也可以帮助保持大门关闭。
沈彤的故事是当代中国的小故事。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制定和执行公民生活条规的专有权力。但驱动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是像沈彤这样无所顾忌的企业家，而不是政府。
一旦沈彤离开他位在北京东北面的新科技办公区时，就会有一辆挂着政府车牌的黑色奥迪轿车跟着他。这次，他前往CNN的北京分社，和来到清华的网络软件研究中心作他的产品推销。
现年39岁的沈彤在纽约市经营一家新兴的软件公司－“万视科技”（VFinity）。他的主要产品是一种供大学、广播电视台用的软件，就像可以用来管理多媒体文件的浏览器和搜索引擎。就像一个图象化Google一样。该软件允许任何用户创造或者编辑图象文件，然后上载至公司服务器或者网上任何地方，而且，能够让用户轻易的就找到它。
沈彤指出，简单来说，这个概念就像是电视台里的网路搜寻引擎Google，它可以因为电视台数位化而所有节目内容由类比讯号转换成数位讯号后，再交由万视的软体统一管理。
1980年代末，沈彤是一名北京大学的生物系学生，他成为当时横扫中国各城市大学的学生运动潮的一分子。
沈彤在他1990年的回忆录《几乎是一场革命》（Almost a Revolution）中清晰的记述了这段血腥经历：“数百人冲上大街，组成一堵围墙，但是，就当他们刚进入街中心，一阵机关枪扫射驱散了他们。中弹的人倒到地上，一动不动。我对自己说，这些人死了。这些子弹是真的。”
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年里，沈彤在世界各地旅行，宣传中国民主运动，与Vaclav Havel和达赖喇嘛等国际名人亲密的交换意见，同时过着罗曼蒂克的快乐生活。
但是，到1990年代末时，沈彤把他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到商业。他于2000年创建万视科技，自那以后，在angel financing中筹资到了1,000多万美元。这间公司有45名雇员，在纽约市、台北和北京都有办公室。公司客户包括Brandeis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和中国政府的各种部门。
自然而然，沈彤对他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合同三缄其口。就台面记录来看，他否认万视科技向中国军方或者其他国家安全部门直接卖软件。但是，沈彤承认，他无法控制谁从零售商那里购买他的产品。
而且，万视科技官方网站上把监视业列为众多他们公司希望通过他们公司的看家产品万视科技2.3改变的行业之一。他们的宣传并仅仅以此而已：“每年保安摄像器都会录制成千上万小时的录像。如何在一个地方存储这些录像，并能够方便的取出这些录像供专业保安人士使用是一大挑战。万视科技可以做到这点。”
尽管，你无法否认监视录像记录在执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隐私权拥护组织一直对越来越普遍的摄像监视表示不满。但是，万视科技的宣传文字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警察国家里有了更邪恶的意义。当你考虑到万视科技的创建人曾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抵抗中国共产党，而且共产党直到现在也继续跟踪他的一举一动时，而这些轻快的语言看起来似乎完全是超现实的。
沈彤和记者曾在电话上，和某天晚上在咖啡厅里讨论过这问题，他指出，尽管万视科技的图象平台加入了先进的面貌分辨技术，他们公司选择从其他开发商那里引进这种能力，而不是自己写这些程序。
他说：“这是条我们不想越过的界限。”当记者问沈彤，当他直接、甚至间接的向可能把他的产品用作镇压工具的客户卖软件时，是否违背了他的道德原则时，他耸耸肩膀。他说：“我从不怀疑技术既可以用在好的和坏的目的上。电脑和电话也可以被好人和坏人使用。”
但是，他认为万视科技最终会帮助好人，因为他赋予普通人像专家一样管理媒体的力量。他说：“一个把媒体交给任何人的系统无疑是个解放民主的物品。这是创办这家公司的起始宗旨。”
如果解放中国人民确实是万视科技的企业目标，这公司在中国将面对重重困难。天安门事件18年后，中国仍然是个充斥着官僚主义的警察国家，政府下达法令，然后用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民众舆论受到严格的监控：近年来，无数中国记者和维权人士因为敢于触及像民主、爱滋和腐败等“敏感”话题被关入监牢和受到骚扰。
他说，政府当局容忍了沈彤到北京访问，条件是不涉入中国政治活动。看来沈彤是遵守这一点的。但是当我问，他是否自视为后政治人物了。沈彤马上打断说：“当然不是。我只是没有再带着任务回来，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后政治人物。我现在是一名观察者。不过假如我是诚实的，我必须扪心自问，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起了变化。”
沈彤继续对他们这一代人的民主运动活动进行反思，他们之中还在与中国政府对抗的，已经是寥寥无几了。他说：“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我们认为民主化和反腐败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成功，是致富。”
有一天晚上我在北京和他的姐姐沈青（Qing Shen，音译）一起吃饭，他姐姐40岁左右，活跃和精灵，是万视科技公司的共同创始人，曾经是北京一本精美的杂志的出版人和生活时尚的专栏作家，有过引人注目的职业经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一家令人惬意和布满书籍的泰国风味餐馆里，记者向沈青提问说，为什么她认为她弟弟已经远离政治。
沈青一板一眼地回答说：“10年了，看不到什么结果，你就会厌倦了。中国还是没有多少民主。” 那么是什么在推动沈彤前进呢？是雄心壮志吗，只能说它是部分原因。也许他不是渴望集聚个人财富，而是显然要使万视科技公司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他也像那些最有魅力的领袖人物一样，知道如何利用自己对开展更大广泛运动的权力野心，那就是中国的民主或者是数字化媒体革命。但是，沈彤也相信由用户控制的所谓 web2.0媒体技术能够释放出人的潜力。
他乐于向那些想知道有关信息的“专家分类”（taxonomy）与“民众分类”（folksonomy）之间区别的用户、记者和其他人侃侃而谈。
杜威十进图书分类系统（Dewey Decimal System）是一种传统的经典分类方法，目前在全球图书馆系统广泛使用，它们属于“专家分类”法，而YouTube和维基百科（Wikipedia）都属于“民众分类”法或“草根分类”法，后者是在指，任何用户都有权去添加、组织和注释媒体的内容，无论是文字、照片还是视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用户全权的分类方式。而万视科技公司提供的软件产品兼具这两种分类系统的长处，它既是前者又是后者，管理员可以对系统中的每个内容作出定义，而任何其他的授权用户也都可以将自己的描述添加上系统中去。
是否“民众分类”解放了人呢？那要取决于用户怎么使用。目前不清楚的是，谁会从基于这种技术的产品、例如万视科技软件中受益最多的是中国政府里的神秘用户，毫无疑问，这些人将使用这类软件来监控国内的人民，包括他们的自己人、学者、维权人士和记者等，而这些人将使用这种软件来挑战政府的版本。
走过天安门广场时，记者想到了沈彤。天安门广场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空间，南端是放置着供人瞻仰的末代专制者的毛泽东纪念堂；北面是故宫的城楼，原为帝王的宫殿，现在成旅游胜地；西边是人民大会堂，中共在那里举行核心会议而民众通常被拒之门外。几十名大多是年轻人的便衣警察在警戒线附近站着。到处都是摄像镜头，监视着巨大广场上的中外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