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资料性文献。大家都知道，在八九民运中《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是一个有全国性影响的
政治事件，围绕着这个事件引发的各种其它的问题都是在八九民运中都有相当重要影响的。
而欽本立作为《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在八十年代，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在思想解放、
推动改革、形成舆论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导报》当时可以说是中国出版界、新闻界鼓
吹思想解放、鼓吹改革的一面旗帜，从《欽本立的擦边球》这本书也可以看出江泽民在八九
民运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对自由、对民主的敌视和恐惧。

主持人：您看这本书有什么特点？

胡平：这本书收集的资料非常齐全，收集到欽本立当时在主持《世界经济导报》工作
时候的一些言论和文章，海内外围绕着《导报》事件对欽本立的采访，还有欽本立去世以后
各界人士对他的缅怀，和对《导报》事件的报道。这样一来就把整个《导报》事件、和八九
民运的大背景相当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我觉得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

主持人：欽本立一九一八年生于中国浙江长兴县，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
时期，他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当局开除学籍。欽本立进入新闻界，先后在成都《时事
新报》、《重庆商报》、《商务日报》、《文汇报》等报社工作，一度负责香港《文汇报》
驻上海记者站的工作。在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前夕，欽本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执政
初期，他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人在上海《新闻报》工作，之后，又在《解放日报》、《人民日
报》和《文汇报》工作。一九八零年六月，欽本立在上海创立《世界经济导报》，并担
任该报总编辑。张伟国先生说，欽本立是中国现代报业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我问张伟
国先生他特殊在哪里呢？

张伟国：欽本立作为一个特殊人物，有两个历史事件跟他相关联，一个是一九五七年
的反右运动，毛泽东所谓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实际上就是针对欽本立的。
当时欽本立是《文汇报》的党组书记、常务副总编，社长兼总编是老报人徐铸城，欽本立在
里 面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第二个事件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因为纪
念胡耀邦，我在北京和《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戈杨一起组织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

主持人：一九八九年六月被当局勒令停刊的《新观察》杂志主编、现在在美国的戈杨
女士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戈杨：那次会议有北京的李昌、李锐、胡绩伟、秦川、以前的右派章立凡等好多人
参加。

主持人：；另一位会议的参加者、现在在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
长苏绍智先生说：

苏绍智：会上其实谈话并不尖锐，都是怀念和颂扬胡耀邦的，只有严家祺和戴晴讲话
比较尖锐，也没有批判现政府。

主持人：张伟国先生也谈到关于这次会议上严家祺和戴晴的发言：

张伟国：后来被上海市委江泽民、曾庆红、陈至立要求一定要删去的两个人的讲话，
一个是严家祺的，他提出现在领导人的权力更替没有按照程序，应该按照法律的程序来更迭
政治权力。戴晴提的更尖锐一些，她提到从陈独秀到胡耀邦，中共的总书记没有一个是
好下场的，应该从这里面吸取教训。胡耀邦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是共产党政治体制造成的悲
剧。

主持人：我采访了现在住在北京的作家戴晴女士，一九八九年她是《光明日报》记者，
八九“六四”后她被吊销记者证，在秦城监狱拘押了十个月。我请戴晴女士谈谈她记忆中的
那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胡耀邦座谈会，

戴晴：那时候气氛已经越来越紧张，那天胡德平也被请去了。

主持人：戴晴这里所说的胡德平是胡耀邦的儿子，一九八四年胡德平发表在武汉《青
年论坛》创刊号上的《为自由鸣炮》一文广受读者注意。戴晴女士继续回忆一九八九年四月
十九日会议上的情形：

戴晴：主持人也很紧张，他们都希望不要出事情，胡德平一再反复使用一个字眼，就
是“祥和”。他希望这个社会能够祥和、祥和，他说了好几次。中国很优秀的人物都
聚集在这里，我就觉得发言水准很低，不要说没有谈国内的民主自由，就是党内胡耀邦的那些
战友也完全不理解他。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当场反驳一位章乃器的公子，
他的名字我忘了，当时他怀念胡耀邦说：“他真是好人。当时右派平反的时候，我给胡耀邦
写了信，本来他们定了，我父亲永远不能平反。后来胡伯伯回信了，我父亲得到了改正。”
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这样张伯钧的儿子要不要感激呢？储安平的儿子要不要感激呢？然后我
又接着又去反驳那些党内的开明派。

主持人：另一位在会议上发言，引起当局不满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八九“六四”后被中国当局通缉，流亡海外，现在在美国的严家祺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严家祺：我记得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王若水、胡绩伟、陈子明、还有戴晴和苏绍智，
很多人参加会，大家很自由地发表意见，想到胡耀邦的去世就感到很悲痛。当时戴晴作了一
个发言，她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有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我也发表了意见，我想到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我就说：当时对天安门的学生运动不能采取镇压的作法，我
们要想到七六年那个镇压造成的后果是不好的，反过来这种镇压只能造成事情最后的翻案。
我说，对于当时悼念胡耀邦的行动也不能采取镇压态度。当时对于这样一些发言，就被认为
很严重，不能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登出来，但是欽本立为了维护新闻自由，坚持要把这些
发言发表出来。

主持人：当时的会议主持者之一戈杨女士后来和欽本立当面谈了这件事情：

戈杨：我经过上海的时候，还跟欽本立谈了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是江泽民主持上海市
委。上海市委勒令《世界经济导报》把已经发出去的报纸全都收回，欽本立就没有收回，后
来，市委就派了刘吉到《世界经济导报》，叫作“整顿小组”。

主持人：那时候在《世界经济导报》工作的张伟国先生回忆这段往事说：

张伟国：当时上海市委以江泽民、曾庆红、陈至立为代表的控制意识形态的官员对欽
本立进行整肃，导致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世界经济导报》因此而寿终正寝。这
在新闻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新闻界在声援《导报》和声援欽本立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共
同的理念，就是进一步就能进步十年，退一步就会倒退十年，大家如果能够团结起来争取新
闻自由，使欽本立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那么中国的新闻自由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如
果这个目标不能达成，中国的新闻改革和探索就会大大地后退。《导报》事件也成为八九民
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持人：苏绍智先生说，当时有些情况他记得很清楚。

苏绍智：那时候上海首先出现了支持《导报》的游行示威，北京各报也纷纷向上海市
委抗议，民主派也发表了保卫新闻自由的公开信，发起签名运动，我们当时都签名了。北京
也有大量的记者上街游行，支持《导报》，呼吁新闻自由。

主持人：听众朋友，以下是我当时在北京街头采录的一段新闻工作者游行的实况录音：

(口号声： 领：新闻自由！ 合：新闻自由！
领：新闻公开！ 合：新闻公开！
领：开放报禁！ 合：开放报禁！
领：还我导报！ 合：还我导报！
领：还我(欽)本立！ 合：还我本立！
领：新闻要讲真话！ 合：新闻要讲真话！
领：人民要听真话！ 合：人民要听真话！
领：记者想说真话！ 合：记者想说真话！
领：不要逼记者造谣！ 合：不要逼记者造谣！

欢呼声，掌声。)

主持人：苏绍智先生还讲述了当时一些很少为外界所了解的事情的细节。

苏绍智：五月初，我接到了当时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季崇威的电话，季崇威
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大公报》作记者，和欽本立，和我都是老相识，他说：“江泽民到北
京来向赵紫阳汇报《导报》事件，赵紫阳很不高兴，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当时在场的芮杏
文说，你这样的作法使我们很被动。江泽民很慌张、很紧张，就找季崇威，要季崇威想办法
让欽本立检讨。江泽民说，只要欽本立肯检讨，他可以立即恢复欽本立的职务。”
季崇威知道我跟欽本立很熟，就要我打电话给欽本立。我说：“恐怕不行吧？要他检
讨是不可能的，可以建议欽本立说明一下经过。”季崇威说：“也好。反正江泽民很着急。”
他要我打电话给欽本立试试看。我就给欽本立打了个电话，说明季崇威的意思。欽本立说：
“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问题。”所以他拒
绝了。我把欽本立的话告诉了季崇威。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欽本立打电话，后来欽本立实际上
被监控起来了。我对他是非常佩服的。

主持人：谈到江泽民处理《导报》事件的方式，严家祺先生说：

严家祺：江泽民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大家都知道了，江泽民通过这件事情表演
了他强硬的姿态，赢得了邓小平对他的好感，这件事情也是江泽民能够最后成为总书记的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原《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现在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朱杏清先生也分析
了江泽民处理《导报》与他后来当上中共总书记的关系。

朱杏清：江泽民在《导报》问题上的作法赢得了党内的具有保守思想的元老的好感，
甚至成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政绩。地方官员很多，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地方大员也有好几位，但
江泽民能够当上总书记，我相信跟他在上海这一方土地上能够干出封闭《导报》这件事情大
概是有一定关系的。

主持人：我们再来听一听胡平先生的看法。

胡平：江泽民主要是由于《导报》事件而被中共保守派的元老所看重，当然事实上
江泽民在八九民运初期固然是采取了这种非常保守，非常专制的作法，但是在运动中期阶
段，赵紫阳从朝鲜回来之后，党内开明派的势力在一段时期内略略占了些上风，对民运的
态度有些改变，赵紫阳还批评了上海的江泽民对《导报》处理的不好，江泽民那时候还是
非常恐慌，非常紧张的，这也暴露出江泽民本人的机会主义性格，这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
。

主持人：朱杏清先生也看到了现在被尊为核心的江泽民的这一面。

朱杏清：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江泽民曾经对欽本立说过，我们都是老写检讨的，
如果你不善于写检讨，我可以帮你写好检讨。他跟欽本立开过这样的玩笑，江泽民甚至也
说过：“我是上海市委书记，《导报》过去受到过各方面攻击的时候，我其实也承担责任
的。”他甚至还说过：“我也帮你们说过话的。”当阵线还不太明确的时候，江泽民并不
是老是以一种特别左的面貌出现，他甚至相信自己是党内的比较开明的、接受教育的程度
和个人的经历在共产党的干部中还算是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他比党内的不少土八路要来
得洋气得多。但是，这并不能说江泽民因此在思想上就是真正解放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是
一个比较因循守旧的人。我相信，如果局势不是向八九“六四”这个方向发展，而是
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也许江泽民也会适应得很快。

主持人：谈到《世界经济导报》的创立和作出的贡献，当年《导报》驻北京首席记
者张伟国先生说：

张伟国：在中国，在八十年代产生《世界经济导报》这样一张报纸也是一个非常例
外的现象，因为共产党是以控制新闻自由、控制媒体为能手的。《导报》的人员组成、办
报风格概括起来就是“打擦边球”，用比较边缘的手法突破言论禁区、扩大空间，在欽本
立的领导之下作得有声有色。

朱杏清：我当时进《导报》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六十三岁，
而且基本上都是各次政治运动当中的受害者，他们要的是让中国的上上下下所有的读者都
能感到中国需要开放。

主持人：《导报》的办报方针是怎么样体现这些愿望的呢？

朱杏清：《导报》当时提出的一些办报方针现在已被很多人借用了，《导报》有一
种说法叫“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要从更大的开放当中获取全世界的、
人类的文明成果”，但是大家都没有明说，因为在毛泽东共产党的禁锢政策下固步自封
了那么多年，中国实际上成为很可笑的世界上孤立的一员。

主持人：《世界经济导报》一共存在了九年多，张伟国先生说：

张伟国：《导报》虽然寿命不长，但是对整个新闻自由的推动，特别是为推动经济
改革和开放产生了一些影响。

主持人：苏绍智先生回顾说：

苏绍智：《世界经济导报》当时是中国大陆呼吁民主自由思想最开放的报纸，所以
它的销路越来越广，篇幅也越来越大，原来只有四版，后来出到十六版，在海外都认为它
是中国最开放的报纸。当时赵紫阳很重视，打击《导报》的企图在赵紫阳主政的时候就提
出过，但是赵紫阳说了一句：“我爱看《导报》。”于是就没法处理《导报》了。

张伟国：因为《导报》的事件，新闻界、知识界对《导报》的支持、声援使得八九
民运从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变成社会运动，转变为由知识分子和社会其他阶层参加的全社会
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音响资料：一九八九年北京街头新闻界游行实况：

女领：还我导报！ 合：还我导报！
女领：还我(欽)本立！ 合：还我本立！
女领：新闻公开！ 合：新闻公开！
女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 合：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
男领：人民要听真话！ 合：人民要听真话！
男领：我们想讲真话！ 合：我们想讲真话！
男领：不要逼我们造谣！ 合：不要逼我们造谣！

群众：好！好！欢呼声、掌声。)

主持人：我问张伟国对欽本立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他说：

张伟国：我比较印象深的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初的时候，欽本立和我，以及《导报》的
其他一些人员在一起商量怎样发展成《导报》报系，建立《导报》的报业集团。当时我们已
经有了一个杂志，叫《地区发展战略》；也有了一张一周出两期的报纸《经济新闻报》
，后来变成一个日报，改名《新闻报》，是想恢复一九四九年前的上海《新闻报》。同时也
想在加拿大发行《世界经济导报》的海外版，在香港也有一些发展出版社的计划。
欽本立有他一整套对新闻业发展的设想，一方面是以发展求生存，另外一方面看到了
在中国从事新闻探索的风险，《导报》被批评，《导报》写检查已经是一种工作的常态。事
实上欽本立已经意识到《导报》的擦边球打到了一种相当边缘的程度，随时有被判出界的危
险，搞成一个大的报业集团，或者是报系，学习台湾、香港办报的做法，一个潜在的、没有
讲出来的用意就是想分散风险，使得将来有一天《导报》垮台的时候，也许同一个报系里面
的其它报纸还在，可以撑一把，不至于全军复没，能够保留一些火种。不管对一九八九年事
情的结果他是怎么样预测的，但是对在中国搞新闻会会遇到风险、会遭受灭顶之灾，这一点
欽本立是有预感的，而且作了预先的安排，只不过因为八九年的风浪来得太猛烈、太迅速了
一点，给他的时间太短，他还来不及把局面布置好。

主持人：戴晴女士认为，《导报》被封杀是注定的。

戴晴：所有对中国命运关心的人，知识阶层的人都看《世界经济导报》，它的影响很
大，就这一点，中宣部的人就会要灭了它，这个已经注定了，不过就是早晚的问题。

主持人：朱杏清先生回顾了《世界经济导报》最后的日子。

朱杏清：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还是二十二日，应该出一期报纸，最后被推迟
，他们把欽本立撤职以后，重新改了版面，然后出版了。但是后面出的几期，每一期都在激
烈的寸土必争，他们要改这一篇文章，我们会换上一篇比它更激烈的，双方都不让步。在那
段时间的《导报》实际上是最好看的，可以看得出来明显的双方拉锯战的痕迹。五月十五日
那期就没有出，五月七日还是八日是最后一期，是《导报》的绝唱，但对于《导报》来讲，
它的死是必然的。

主持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世界经济导报》这样的报纸呢
？戴晴女士分析说：

戴晴：《世界经济导报》，欽本立他们是属于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受到了比农民起义
者和延安出来的所谓“泥脚杆子”更多的、更完备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泥脚杆子心目
中的政治目的和受了西方影响的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但是在一段
时间他们是同路人，接着泥脚杆子们就认为，老子打了天下，老子就要享受这个天下，那么
就是怎么享受的问题，怎么巩固这个政权的问题。可是，欽本立他们这批理想主义者总是觉
得，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完满的地方，我们要改正，要尽量让它完满，于是他们就在一次一次
政治运动里成了牺牲品。很偶然的，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得到了平反，最早的心灵的理想火焰
还没有泯灭，于是他们这批人又有了一点点的小气候，有了非常可怜的一点点言论空间。

主持人：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也就是胡耀邦逝世两周年的那一天，欽本立先生因
癌症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张伟国先生回忆欽本立先生最后的日子：

张伟国：欽本立在一九八九年被解职以后，实际上就处于软禁状态，大概隔了半年左
右，被发现患了癌症，住进了上海的华东医院。在医院里他回忆了一些《导报》过去的事情
，因为当时被清理、清查。《导报》有我、陈乐波、阮江宁、许小微四个记者被关到监狱里
；朱杏清、范钧和其他几位也被工作组审查，处境也相当艰难；其他《导报》的同仁都被强
迫要求参加学习班。
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欽本立去世之前，我想，他关心的事情一部分是对这些受到牵
连的《导报》同事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想尽办法为他们作一些什么；同时，他也希望《导报
》这张报纸还能够死灰复燃，用他的话讲就是“《导报》精神不死”。
欽本立因为已经没有了职务，也没有了以前的羁绊，他的思想更加真实了，他的表达
也更加自然了，所以他这时候的文字我感到很珍贵。到了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我们有机会
进行一些比较贴近的交流，他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对事业理想的追求，对新闻自由的信念
至死不渝，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也有很深刻的反省。

主持人：《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说：

胡平：欽本立尤其可贵的是受到迫害都一直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对自己的一生，
对中共建国以来这几十年经历的思考，所以直到最后，他的思想还能发生一个很重大的超
越，那就是，很坦然地告诉朋友说：“当年选择共产党看来是选择错了。”他的妻子就对他
说：“你的有些言论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倒像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他听了还说：
“如果我真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应该感到很荣幸。”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
党员，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能有这么大的超越，应该说非常可敬的。

主持人：戴晴女士说，在一九八九年有一件让她特别难忘的事情。

戴晴：那大概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欽本立先生被免职，从五十年代以来那么多
次政治运动，那么多人遭到迫害，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别人受迫害的时候，就是在旁边眼睁
睁地看着，完全无能为力，心里害怕得什么都不敢做。不表态，不落井下石，自己撇清就算
是好的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欽本立先生对我非常爱护，我一直把他当作师长来看待，
所以他被免职以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有点开玩笑的口气，就是：“自由为本，民主
为立，欽老板安康！”这个电报刚发出去，我正好接到了一个当时在《中国青年报》非常活
跃、非常能干的记者杨浪的一个电话，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他说：“哎呀！我们大家
应该联名啊。大家做，大家做。你就管《光明日报》(那时候我供职的报纸)就行，剩下的我
来管。”
结果就是那次，起码首都的新闻界相当多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就以联名的形式向欽本立发了慰问电、致敬电，有的报纸是
是以整个报社的名义，也就是说，把报社的党委书记也包括进去了。这真是让我非常感慨，
本来新闻界是被党通过整风训练成为半军事化的机构，从来都是纵向组织，只听从自己领导
的话的，而这次是横向的联手运动，而且是对一个被党整肃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报人，在
他被整肃的时候向他致敬，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曾有过。我觉得，这个火种并没有死，
尽管现在一会儿整这个，一会儿整那个，没有人能做什么，就是我们的朋友被开销了，大家
谁都觉得不能做什么，但是并不意味着火在心里熄灭了，这种热情关爱别人、主持正义这
个火一直是在心里烧着的。

主持人：《欽本立的擦边球》一书的主编者张伟国先生说：

张伟国：不管是欽本立还是《导报》事件，我都感觉很值得从事新闻研究的人去好好
地总结。

主持人：有人问原《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朱杏清先生，如果将来有一天《世界经济
导报》能够重新创刊，你会怎么样？朱杏清先生说：

朱杏清：《导报》如果真的再创刊，它就不仅是一家报纸的创刊，它一个是一个时代
的来临，而这个时代是把新闻自由当作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但是到那个时候，多一张《导报》
，少一张《导报》已经不太重要了，或者是不是叫《世界经济导报》这个名字也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新闻自由时代的来临，它要比一家在二十世纪曾经存在过的一张报纸是否能够恢复
来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