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一个被遮蔽的关键词
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slum)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在发展中国家，贫民窟泛指非正式的居住地，城市贫困在这些地区体现得极为明显。尽管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土地占有权安排、不同的建筑结构，但过度拥挤、不安全的居住状态，以及缺乏干净的水、电、卫生设施和其他基本生活服务是大多数贫民窟所共有的特征。
在当下中国成都，这个号称"GDP已超过300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城市的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告别低收入阶段，步入了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新始点。"（《天府早报》２００８年１月４日）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身居市中心，我怎么感受不到？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所谓"现代化"的进程遮蔽了太多太多的真实。当下的所谓主流报刊中，对贫民窟的报导几近于零。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城市贫困和贫民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贫民窟或者类似贫民窟现象的困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贫民窟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曾在发达国家发生；同时，当今的发达国家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贫民窟问题，贫民窟现象并没有因为发达国家完成了城市化进程而消失。在中国的成都，身居贫民窟中的人生存／精神现状又是如何的呢？
第一感觉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和文友王建来到了成都东郊东光村五组。这里位于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占地面积１５４亩，绝大部分是低矮灰暗的平房，密密麻麻的一间紧挨一间，每间房子的面积不超过１５平米。居住人口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大多是农民工和城市最底层的人群，房租最高价为每月１５０元／间。周边正在修建数幢电梯公寓，所谓城市化的建设即将把这里吞没。
冬日的暖阳照在这块被主流媒体遗忘的土地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落魄。
站在村口，我与一位摆百货摊的摊主聊了起来。"布鞋５元一双，棉鞋１０元一双，香皂每个１.５元……即使这样低的消费，每天的营业额也不足３０元。"摊主对我说。距百货摊１０米处传来一阵吆喝声"芦柑每斤５角……"一只跛足的狗在我们面前遛了两圈，离开了。旁边，开火三轮的司机正坐在车上，用一张报纸遮住脸晒太阳。
"这地方连狗都是'弱势群体'"。老王感叹道。
这里，生意最好的就是茶馆，每杯１元，自带茶杯只要５角(为市区茶坊每杯５元的最低消费十分之一）。我和老王在村口一间茶馆坐了下来。"一旦夜幕降临，这茶馆背后的小院便有不少小姐出来拉客，最贵的不过４０元，一般就是２０元左右。年龄大的'小姐'５０岁左右。并不是每个小姐每天都有生意。"老王向我介绍道。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孩正在我和老王身边玩耍一个废弃的塑料袋，茶馆旁边的台球桌不时传来一阵脏话……
这就是东光村五组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熊世忠的故事
经老王介绍，我和居住这里的下岗工人熊世忠聊了起来。熊世忠今年５２岁，１９９９年从一个光学厂下岗。厂子跨了以后，２５年的工龄只拿了９６００元，平均每年３８０元。工厂的地皮一卖，厂长却买了两套房子。下岗几年间，熊世忠打过各种各样的工：守汽车，当收发，保洁工……现在上了岁数，工作更难找了。"你们应该把厂长多占的资产通过法律渠道要回来。"我向熊世忠建议。"怎么没有跑这件事？我为这个事找过锦江公安分局经济案件侦察处，他们嫌案子小，把事情推到了派出所。几年下来，我跑去问了几十次，也没有说个名堂。前两年我们又去上访，得到的回答更气人——这是'经济纠纷'，各人上法院去告。这样一来，还说个求！"老熊越说越气，我顺手递过去一支"红塔山"，熊世忠继续讲道："你看见那个锦江区政府的大门了吗？原来都是朝东开的，后来一改造，大门就朝南了。真他妈的是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现在，象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这不，我刚刚从华润集团的企业下来。"我接上一句："华润集团可是个大公司啊，你怎么不干啦？""表面上看，这个公司是合资的，但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产。公司里面所谓白领阶层的状况我就不说了，电视上表现得多。我在里面做保洁，每天工作１２小时，累得不行，还没有休息日。现在不是还出台一个什么《劳动合同法》吗？屁用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企业都不遵守，他还指望其他企业遵守？以我个人的经验表明，现在除了公务员和白领，我们这些一般的工人，要想找一个８小时工作制的工作，可以说就是没有！"
我接着问道："那你们一家日常的生活怎样开支？""主要靠我老婆在一家健身房当保洁员维持，每月６５０元，管两顿饭。""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呢？"我问。"胡扯，你！"老熊显得有点不耐烦了。对这个"幼稚"的问题，引起了旁边一桌茶客的哄笑。原来，这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无钱买社会保险的。
底层的信念
到了下午，这里的一些男人开始喝廉价的白酒，在老王的带领下，我也加入其中。酒过三巡，我问他们对当下社会现状的看法。"我们早就把中共看穿了，老子饿死，都不去申请低保。""为什么呢？"我问。"我就是不要他来管我！"另一人接过话茬，"现在，政府不会管我们，富人不会管我们，只有我们穷人在帮助穷人。"这一说法，立即得到了老王的印证。"在环卫局扫地的老白经常接济更加潦倒的兄弟伙，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这个说法引起了我许久的沉思……
老王喝了三杯，来了兴致，向这个群体转述"经济学家"茅于轼的相关主张："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电费还要涨，学费还要涨……"还没讲完，已经有人站了起来，高声骂道："我＊他茅于轼先人，坐着说话腰不痛，这些臭文化人，都他妈和中共一个鼻孔出气。我家已经半个月没吃过肉了，谁再鼓吹涨价我就吐他一口唾沫，不准他擦，只准阴干……"
我赶紧打断了老王的讲话，凑到他耳边说："这里可不是读书会，弄不好又是一起群体性事件。"
一位在场的下岗女工说道："文化人的事我们不懂，可我们的日子还得过下去，为了明天的希望。"这话有点让人振奋。
在墙角边，我看见一盆无人管理的仙人掌在那里静静的呆着。不错，希望并未因生存的艰辛而死去，而各种不同形式的抗争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茅于轼先生建议“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这里就有许多实实在在的穷人；像这里一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很多。茅先生，抽点时间为他们办事吧。
杨雨
２００８年１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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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中的小孩
贫民窟中的老人
这就是他们的居住环境
（摄影：杨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