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的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孙文的演讲稿:关于中华文化的说明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四维」一词，指礼义廉耻而言。据管子「牧民」篇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由此可见四维之重要。贾谊在上汉文帝之治安策一文中，曾特引申管子四维要义，并深以秦灭四维为鉴戒。

民国二十三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在南昌行营发起「新生活运动」，特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准则，并将其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抗战时期，又另解释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后来政府又将礼义廉耻，规定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共同校训；可见其对四维之特别重视倡导。

「八德」，系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言，国父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特别重视倡导。因共计有八字，故一般惯例简称为「八德」 国父当时称为固有的道德。

国父在述讲词中说：

「穷本溯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讲到中国的固有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放弃。

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我们要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八德之特别重要，由此可以想见。

1、民族主义与华夷之辨

    孙中山的早期民族主义主要是指满汉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以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去反对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在本质上是中国思想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中的华夷之辨的延续和发展。据他自己说："观中国历史之所示，则知中国之民族，有独立性质与能力，其与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习而与之同化；其在政治不修及军事废驰之时，虽不免暂受他民族之蹂躏与宰制，然率能以力胜之。观于蒙古宰制中国垂一百年，明太祖终能率天下豪杰，以光复宗国，则知满洲之宰制中国，中国人必终能驱除之。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

2、民权主义与民本思想

    他不止一次地说：“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十三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但是我们的历史经过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乱，都是用君权。到底君权对于中国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国所受君权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害参半。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还是适宜得多。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

3、民生主义与大同理想

    孙中山先生言："将来倘能成立新国家，另有新组织，则必不似旧世界之痛苦。预料此次革命成功之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
在思想方面，（孙中山）先生是最热烈地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而文明的进化，也才有真实的意义。在思想一方面，先生的民族主义同时就是大同主义的基础。先生认为，中国民族应该为世界大同而尽力。而达目的的方法，第一步就是要恢复中国民族固有之道德文化，因为这一个道德文化，是人类同胞精神的产物，要把这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恢复起来，以之救国并且把他来做统一全世界的基础，才是完成了中国人在全人类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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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

道统说是儒家传道系统的一种说法。

道统之说最早滥觞于孟子，其言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隐然以继承孔子自任。

唐朝

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1]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2]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3]。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4]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5]

宋朝

程颐把其兄程颢尊为道统传人，他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6]宋代朱熹进一步将韩愈儒道传授系统的思想概括为“道统”^[7]，把伏羲列为首位，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绍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朱熹筑成沧洲精舍，率诸生行释菜之礼，祝文曰：“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周程授受，万理一原。”^[8]

但朱熹把韩愈排除在外，认为是程颢、程颐继承孟子，朱子认为“千百年来无人晓得，后都黑了。到程先生后，说得方分明。”^[9]又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顾学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10]。黄斡《朱子行状》说：“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11]又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之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12]《宋史‧道学传》更充分肯定朱熹继承儒家“道统”的地位。

清朝

康熙帝有言“朕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之道统，即万世之道统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13]清初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民国

民国时代，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也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蒋介石说“继承了国父的革命遗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随国父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14]

批判

道统之说则受到陆九渊、叶适等人的批判。陆九渊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甚事？”^[15]又说：“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没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谁实为真知其道者？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者。盖其高者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没此道不传，斯言不可忽也。”^[16]

叶适不承认“曾子、子思、孟子”的继承孔子说法，他说：“曾子不在四科之目，……舍孔子前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又说“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认为“学有本始，如物始生，无不懋长焉，不可强立也”,“是则敬者，德之成也。学必始于复礼，故治其非礼者而后能复。礼复而后能敬，所敬者寡而悦者众矣，则谓之无事焉可也。未能复礼而遽责以敬，内则不悦于己，外则不悦于人，诚行之则近愚，明行之则近伪;愚与伪杂，则礼散而事益繁，安得谓无!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17]。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