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埃事件的核心自然是民众与专制独裁政府之间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矛盾的激化，还有民众对自由、公平等普世价值的诉求。而不能忽视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民众能够走上街头，大面积团结起来向专制极权发出挑战，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信仰的影响对其社会大众的凝聚力。本文此处不对两国现有的任何一种宗教本身作评论，只强调宗教信仰的影响力在突、埃革命中对民众阵营所起到的聚合作用，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目前所缺少的一个条件。
社会学家们早就发现，早期部落生活中干旱时期的祈雨仪式对部落群体具有相当大的隐性影响。抛开祈雨本身是否能达到目的不谈，就其集体的祈祷行为来说，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部落成员的凝聚力。一方面，部落成员在祈雨过程中的自省会减少部落内部的纷争与冲突；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念和集体祈祷的行为都在增强着部落成员的相互认同与情感交融。
突、埃两国的革命中，民众在街头集体伏地祷告时同心同德，抗议时一呼百应，其效果可见一斑。他们抗议的出发点也许只是单纯的自由与公平等普世的诉求，但宗教信仰对其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这些革命者无形的精神后盾。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集体意识是一般社会成员所共有的情感和信仰的总合。突尼斯政变的导火索是一个学生商贩遭城管殴打后自焚的事件，此类事件在中国并不鲜见，甚至更为惨烈，但在中国却没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中国社会，一，人们对家庭之外其他社会成员的基本情感所剩不多；二，没有大规模的宗教信仰力量对社会群体的隐性凝聚作用，这种凝聚作用除了对虔诚的信徒有影响，也能影响其他大面积非虔信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三，社会缺失宗教信仰影响本身也恰是社会成员之间缺少基本情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很多突尼斯民众的视角来看，小贩的自焚不仅仅是一起专制强权下的民众被逼上绝路的社会事件，在另一个对其社会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层面－－宗教层面上，很多突尼斯民众还看到了一个穆斯林兄弟的遭难；当然，在政权的支持者一方中也可能有虔诚的回教徒结成的力量，但如果其阵营的选择也受到了其宗教思想的影响，只能说明这些人对其教义的解读不同，而其集结行为的本身同样体现着宗教信仰的凝聚力。
简单说，埃及人毕竟能结成阵营，中国人甚至难以形成阵营。中国2010年广受关注的跳楼事件所引发的罢工潮实际上是一次很好的茉莉花契机，但除一些城市的工人群体受其鼓舞而响应和参与之外，没有像在突尼斯和埃及一样得到社会更大范围群体的支持；年底至今引起数亿人关注的钱云会事件也是如此。同类事件在突国而未在中国引起民间强烈反弹进而诱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群体反抗缺少精神后盾。
中国社会表面上也有不少宗教，但这些在“爱国教会” 等机构“领导”下的教众们，可以说，有相当大数量的人是抱着“国家”准我就上教堂信、“国家”不准我就自己心里信信得了的下午茶式心态，其信念的自发性、坚定程度和教友间的相互认同感无法与前者相比。
中国也有真正虔诚的、人数众多的信仰群体，如法轮功的习练者等。但也正因为其确实虔诚，当局视其为真正的威胁，其信众很多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等地，其余也处于当局严密的监视、控制之中，想必目前难以在政治层面发挥出直接的作用。
那么中国人有没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在一种共同信念的激励下跨阶层、跨群体、跨民族、跨所有背景、大面积地走上街头，向极权专制说不，进而引发革命？我认为，有可能，而且在未来的几年中就有可能发生。中国目前正在无形中形成一个这样的人群，一个由一种逆向生成的共同信念逐渐汇聚在一起的人群－－退党者。
人们可以因认同一种理念而汇集到一起，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力量，同样，当人们否定与摒弃一种理念和组织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群体性力量。而一个巨变前夕的社会所需要的，恰恰是否定的力量。中共强权可以削除或花瓶化所有的宗教、会道门，但已无法消除中国大面积人群内心日益对其执政理念和其党组织的彻底否定与叛离。
在退党现象出现后，中国社会里由此正在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具有共同信念的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领域或不同的民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否定和清除中共的邪恶理念，让人们退出中共，解体中共，消除中共的祸害。他们的口号就是“没有你，对我很重要”，他们反思和去除自己身上共产党文化的行动就是最有诚意的忏祷，他们在社会中日渐扩大的隐性影响有望成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精神后盾。
此退党形式还有两个最大的好处，一是在促进国人精神觉醒的同时没有暴露退者的身分和位置，即可以不断地积蓄力量，而当局无从下手，是一个无形大道；二是退党人士来自中国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和群族，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再遇到历史契机，可以打破以往群体事件中只局限于相关的群体参与而处于无助的局面，有利于形成突、埃式的全民反抗。目前退党的人数还不够，等达到一定规模，时机一成熟，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党人最可能从他们中出现。国内外有识有心者，不妨参与和推助退党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