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中共追求GDP带来的表面经济繁荣，使得不少人对法轮功的迫害漠不关心，理由就是经济在发展，先不管别的。从亲共人士到中共官员，在面对国际上的人权谴责时，常用的对应也是中国的经济有多大的发展，解决了多少温饱，好像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迫害信仰、迫害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江泽民在训斥香港记者时说的那句“闷声发大财”就是江时代的写照。【1】
党无所不管：政治、经济、“道德”一把抓
西方政府的职能是管理国家事务。政府人员作为个体，跟所有公民一样，受自我的道德观约束。道德本身是由社会的整体环境，比如神的信仰、家庭生活、个人良知、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等维护在一定水平上，不至过早损坏的。
中共不是这样，不但管理政治和经济，“道德”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控制领域之一，搞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中共的“道德”不过是其政治的附属品，有专门的宣传部来负责定调和引导，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展“道德”教育。中共“道德”教育的核心之核心，最基本要求是热爱共产党。学雷锋，学榜样，五讲四美三热爱，建设精神文明，学习先进人物等等，被学习的人首先被塑造成党的忠诚战士，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中共全面控制着人们的是非观，世界观，“道德”观。首先中共禁止对神的信仰，现存的几个宗教也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不能独立于中共之外，“无神论”才是中共的党教和国教。其次中共控制着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统一地宣传着中共的主旋律，以及主旋律下的共产党“道德”观。大、中、小学校更是中共宣传教育的重镇堡垒，中共的政治必然要以“道德”教育的形式占领所有的校园。无论是文革中诬蔑孔子，还是江泽民诽谤法轮功，把政治谣言写进教材，误导和毒害未成年的孩子，都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同时，通过控制父母的“道德”观，进而在家庭中继续影响孩子。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就这样被中共捏的严严实实，往下拽着。
所以，当江泽民要毁灭中国人的“真•善•忍”道德观时，整部国家机器都可以被运动起来，为江泽民服务，这是西方人难以想像的。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
2000年10月30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一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几条小机驳船闻讯而来，但他们对呼救的人们视而不见，却对浮在水面的货物“情有独钟”。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重庆晚报》）。【2】
十年之后，中国号称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1 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一家商店的监控视频显示了一段惨烈的画面：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倒在血泊里，一个、两个、三个路人从她身边走过，但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几分钟后，一辆货车驶来，再次从她小小的身体上碾过。随后，又先后有十五位路人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直至七分钟后小悦悦才被一位拾荒老人救起抱到路边，后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从这两个相差十年的例子可以看出，道德并没有因为中共以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工为代价的所谓高速经济增长而好起来。相反，变得更加没有人性了。
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导，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HasChinaLostSoul?）”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道德的底线。
大陆网络上也掀起了一阵有关“小悦悦”的热烈讨论。面对网友们对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痛心疾首，中共的喉舌终于按捺不住，为其造成中国社会道德崩溃的罪行辩护。《求是》杂志在2012年元旦、2月和4月连续发了三篇文章，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3】【4】【5】，称大陆“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6】把老百姓普遍关注的败德行为说成是“个别现象”，用哪个国家都有商业欺诈来为中国社会道德危机开脱。其实，社会道德整体下滑是老百姓的亲身感受，《求是》文章一出，立即受到很多网友们的嘲讽，认为《求是》睁眼说瞎话本身就是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直接证据。事实也是，每当中共高调吹捧什么的时候，一定是缺什么的时候。高喊和谐社会，一定是社会不和谐了；高喊道德进步，一定是道德出了大问题。
2011年4月，总理温家宝面对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也不得不感慨“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7】
衡量标准都已下滑
要理解中国的道德是在进步还是滑坡，认清中共喉舌的“道德”误导，首先要认识到三个问题。
第一，中共有一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歪理。不论是人权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中共惯于以其他国家也有诸如此类的问题来为自己寻找合理性，好像只要美国有杀人犯，中国有再多的杀人犯也就心安理得了。一件事是对还是错，要以人类共有的道德准则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是以某个国家或某个人作为标准。撒谎就是撒谎，就是不道德的，是非就这么简单。中共“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这种心态本身就是道德败坏的反映。
第二，衡量标准已经变异。过去把不诚实看成是很不道德的事，现在社会上都习以为常，这就说明衡量标准在大幅下降。出国留学，找个中介公司，一条龙服务，成绩单，文凭，简历，什么都可以给你造出来，已成社会常态，从家长到学生都觉得理所当然。“50名中国留学生涉嫌造假被英国大学开除”，【8】“日本大学开除140名中国留学生称文频造假”【9】【10】等事件频频发生，造假都造到外国去了。大陆还雨后春笋般涌出了很多专门代写论文的公司，从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到职称论文、领导讲话、报告总结，应有尽有，光面堂皇地做起了造假生意，声称代笔的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团队。倒退二十年，人们一定觉得这是胆大包天，现在也见怪不怪了。正是因为衡量标准下滑了，所以有人认为道德还越来越好了。
读者可以到网络上去搜索“求一篇关于诚实的论文”，海量的搜索结果让人哭笑不得。“诚实”不再是一个道德概念，而只是一个话题，一个可以卖钱的作文而已。
第三，要分清道德与礼貌的关系。道德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礼貌是外在表现。这些年人们的行为举止表面上变得更文明了，懂礼貌了，这是可能的。但有礼貌的人不一定是正人君子。杀人越货的黑老大，权钱结合的腐败贪官，可能都进入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懂得什么是优雅的举止，表现出来还很绅士。能说这些人有道德吗？所以，包括中共《求是》杂志的几篇有关道德现状的“宏文”，以不随地吐痰来证明道德的巨大进步，来掩饰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就显得欲盖弥彰。
这两年，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儿是“道德底线”。各种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卖官鬻爵、娼妓泛滥、黑社会肆虐，让人们对社会道德失去了信心。每发生一件社会事件，例如“山西黑砖窑”奴工案、“扶不起的老人”的南京彭宇案、见死不救的佛山小悦悦事件、撞伤人后索性连捅八刀故意杀人的药家鑫案、抖出“红十字会”惊人腐败的郭美美炫富、执法人员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河南洛阳性奴案，还有道德滑坡已到了崩溃地步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等事件，都让媒体与网民称为一次又一次冲破了“道德底线”。
谁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
那么，到底是谁在突破“道德底线”？谁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作为个体，都是善恶同在的。全世界哪里都有乐善好施的，哪里也都有见死不救的。就拿败坏道德的事来说，中国有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美国有安然公司的假账丑闻，以及震惊世界的麦道夫诈骗案。中国有在看守所把人殴打致死的“躲猫猫”事件，美国有驻伊拉克大兵的“虐囚案”。中国 2010年连发生多宗小学校园杀童案，美国也有校园枪杀案。
那么，是不是如中共所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呢？如果不是，差别又在哪里呢？
差别很多，关键的有两点。
第一，这些败坏道德者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还是反映了体制的作用。美国大兵虐囚总的来说是士兵个人素质原因，而“躲猫猫”背后除了涉案人员的素质因素外却有体制的阴影，中共迫害人权、漠视生命的大环境。美国安然公司的假账也与中国的腐败性体制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善于溜须拍马、行贿受贿者能够升迁提职，并与受贿官员构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不走此途者即成异类，受排挤打击，甚至被撤职免职，是为中共官场独特的“逆淘汰现象”。
第二，政府是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案件的。是公开透明还是内部权斗，是允许媒体的独立监督还是党的喉舌一言堂，是依据公正的法律程序还是政法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公式的走过场等等。政府处理得好，就是在修复道德；处理得不好，或者包庇，掩盖，黑箱操作，就是在进一步败坏道德，形成恶性循环。
西方社会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起到的监督作用，西方人造假，总体上说还是个人或一个小集团的行为，不同于中共从政党、政府蔓延到了整个社会的造假行为。在谎言被揭穿后，曝光在自由媒体面前，西方当事人会感到羞愧，受到责问，承担后果，引咎辞职，就是总统也要向社会道歉。在中国，只要当事人有权或者有后台，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使造假骗人变得肆无忌惮，愈发不可收拾。
以汶川地震为例，因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校舍倒塌的死亡人数，官方一直捂着盖子。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发起公民调查志愿者活动，但政府方面仍不配合。同是，政府不断打压上访的死难学生的父母和民间维权人士，2008年6月3日，上百名都江堰死难学生的家长到当地法院外示威控诉校舍质量问题，并要求法院接受诉讼，但受警方阻挠并架走。公安称法院不会受理有关诉讼，并扣留两名日本共同社记者一小时，还阻止美联社记者采访。2010年2月9日参与调查汶川地震校舍豆腐渣工程的四川作家谭作人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而且竭力包庇豆腐渣校舍的责任人，甚至公开宣布“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发现因为建筑的质量问题而致使建筑物垮塌的案例。”
豆腐渣校舍是造成汶川地震上万名学生遇难的主要原因。豆腐渣本身就是在中共体制的那个草菅人命的大环境下，由道德败坏的不法份子为了钱财制造出的产物，而事后对豆腐渣工程的调查百般阻挠，就更是中共的恶霸本性的直接表现。
为什么地震救灾时，八方支援，而对造成人祸的原因进行调查时，大家不出来声援呢？因为前者是政府允许的，而后者是政府不允许的。这就是中共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做好事必须是政府认可的“好事”，给政府贴金的才能做，那样事有目的的报导出来，是拿民众的道德来为党的脸面涂脂抹粉。
所以，汶川地震的悲剧就是中共作为“道德底线”真正推手的生动案例。中国的道德滑坡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那就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是中共本身，是中共掌控的政府。
个人突破“道德底线”，造成的就是“个别现象”。政府在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不道德的行为，那就是政府在突破“道德底线”。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就是“普遍现象”了。在中国，正是掌权的共产党在不断地突破“道德底线”，才造成了今天社会道德整体大滑坡的严重局面。
今天中国的道德滑坡，是如何造成的呢？这与江泽民有莫大的关系。共产党造就了江泽民，江泽民反过来利用共产党，把中国社会拖入了道德崩溃的深渊。
第二节 官员的末世心态
江泽民的中共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向人性宣战，向人的道德底线挑战，但无论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还是袖手旁观的，也不管是否最后选择了私利而冲破道德底线犯下罪的，只要还有一点点人性和良知尚存，心里都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党这样维持政权不可能持久。正因为如此，中共毫无道德底线毁灭人性的做法使得他们本能地产生对未来的绝望——一种行将崩溃的“末世心态”。
用罪恶把他们绑在一起
中共的倒行逆施实际上一直是与人类道德较量，与人性较量，即使它暂时占了上风，它实际上也输了。因为对人性的毁灭必然会导致官员的末世心态，他们对中共，对自己的胡作非为极度怀疑，时时内心恐惧，对他们迫害过，欺压过的民众尽量逃避。中共在此情形下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不改过自新，那么就不得不以腐败作为粘合剂共同犯罪以维持其统治。这正好印证了希特勒的说法，“能够团结人们的有两件东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江泽民只能利诱使他们犯罪，用罪恶把他们绑在一起。而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的官员们在不可避免的末世心态下，加上自私，利用手中的权力丧心病狂地作恶，加速着中共的崩溃。
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和贪污腐败的全面横行更是让经济发展遭受了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的巨大损失。事实上，中国的橱窗式经济繁荣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生存环境为根本代价的。
中国人和西方曾寄希望新一代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受过教育，有高学历。很可惜，他们中有一帮新兴的法西斯分子，聪明，冷血，狡猾，玩命。历史上，智商高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例子，这位1921年于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博士，后来担任了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这些人热衷于权术，毫无道德底线，你只要看看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在中国的出版印数，就知道了。
今天的中国，国家到地方的政权已经全面黑社会化。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原本为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最重要助手，却因为利益之争而彻底反目，即为中共官场现状的证明。王立军之所以逃往美国领事馆，是怕被灭口。
1997年春，在王立军最吃香，最受宠，最得意的时候，他接受媒体人周立军采访。周立军在他的《王立军一语成谶》中这样记载：
“1996年冬，我受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委托，前往铁岭采访王立军，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后来又数次回访，创作了十九集电视连续剧《铁血警魂》并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同名长篇小说。
“他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警察，中共‘十四大’代表，铁岭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打黑英雄。‘警民同心万里行’英雄事迹报告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出发仪式，那位举着拳头领誓的人就是他。可谓集万千嘱目于一身，叱吒风云，前程不可限量。
“也就是在抚顺的澡堂子里，我们二人赤条条坐在热汽蒸腾的水池中，他说了那句一语成谶的话：‘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儿的时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谁的鞋底子下。’我注意到，说完时，他急忙用手捧水抹脸，我知道他流泪了。接着他又说：‘人们都说英雄流血不流泪，我现在是流血流汗又流泪。’”【11】
王立军说自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周立军说“现在我不明白，既然心里清楚，又为什么让别人可劲儿嚼呢？”
周立军的文章被新浪网删掉，他再度撰文《我为什么要回忆王立军？兔死狐悲？》，说，
“我对“唱红打黑”有自己的看法，也多次表明了态度（大家可以从我的微博中了解），与很多人有所不同的是，我因为与其中的主角有交情，内心的伤感尤其强烈。这样的心情，相信每一个还把友情当作人类基本情感的人都会理解。有个成语‘狡免死走狗烹’，还有个成语‘兔死狐悲’，前者或许是王立军，后者可能是我们很多人。
“了解一个人的经历，为的是更好地观照现实。了解王立军的过去，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让大家看到事件后面的悲凉。在现有体制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包括那些制造不安全的人。尤其当你只是一个草根的时候，你要么在别人的嘴里嚼着，要么粘在人家的鞋底子下。王立军事件不管真假，它的意义或许要若干年以后才能完全看出来。”【12】
一位作者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王立军是口香糖，那我们是什么？，王立军，一位闻名全国的‘打黑英雄’、出过专著的专家教授、位列副省级的高官，居然都认为自己是‘当官嘴里嚼着的口香糖’，那全国上百万厅局及以下官员又是什么呢？”【13】
其实何止是王立军这样的投靠他人才能栖身官场的人可怜的将自己比喻成任人嚼着，任人随时吐掉的“口香糖”，薄熙来何尝不也是如此。当他任职商业部长访问美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并递送诉状后，他的一位北京大学的老同学问其何致于此，他满脸无奈的说，还不是上面规定镇压法轮功吗。
薄熙来也是江泽民的一块“口香糖”，最近江泽民也把他唾弃。明镜新闻网获悉，江泽民、曾庆红为了保住他们的地位，一致认为，“他们与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处置薄熙来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14】
“消息人士告诉明镜新闻网，周永康除了尽力保护薄熙来和王立军外也别无选择。薄熙来和王立军掌握着他参与政变的全部证据：推翻习近平的计划，以及给薄和王的收集其他最高领导人家人贪腐证据的指示：周永康要薄熙来和王立军收集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有决策权的、习近平、温家宝、汪洋和贺国强这几个政治对手的黑材料。即使是对政治同盟李长春和吴邦国也不例外。这些证据和材料的收集是通过王立军用窃听装置秘密调查实施的，薄熙来听这些录音的时候经常表现的‘很享受’。证据包括音频录音和视频录像。”【15】
在共同犯罪的活动中，人们一个接一个跌落进了无底的深渊。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共同犯罪本身是一个不稳定和没有保险系数的环境。如果王立军真的相信他的心狠手辣在薄熙来面前是一个保险的话，他就不会大量收集薄的材料，以防后患。如果周永康相信江泽民的镇压法轮功政策的话，也不用让薄熙来和王立军背后收集江泽民的材料。由此我们看到，共同犯罪是非常不定向的导弹，随时可能让其中的人，无论是主动发起者或被动参与者，得到相似的下场—死无葬身之地。
末世心态到弃船而逃
安全部门窃听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与海外儿子的电话：“儿子啊，在外面好好干，我看（共产党）撑不了十年了，我和你妈很快就到海外来与你团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迟早要玩完。”
高官们心中弥漫着这种强烈的末世心态，他们知道中共撑不久了，自己也要完蛋了。
据《京华时报》2012年2月21日报导，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对北京、四川、浙江等23个省市的部份公职人员和公众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发表以 2012年《法治蓝皮书》发表。蓝皮书中说，公职人员对“裸官”的认同度相对较高，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而“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的认可比例最低。
蓝皮书所说的裸官主要是指将配偶子女乃至资产都移民或转移到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少数“裸官”贪污腐败，案发后逃亡境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前已将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资产转移出境，即便公职人员本人受到惩处，其配偶和子女仍然能够享受其非法所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肖知兴在《经济观察报》撰文指出，整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
肖知兴说，若说官商是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盗商则是流氓资本（或游民资本）。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盗、商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们骄纵的身影。从修生养息到吃干吸尽，从放水养鱼到关门打狗，从与民更始到官进民退，这几乎是权力阴影下的平民资本在中国历史循环中无法摆脱的宿命。
胡长清和成克杰最后在中共权力斗争中被处死。
血债累累的王力军，薄熙来在等待审判的煎熬中。
今日的中共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邮轮，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纷纷弃船而逃。
第三节 江泽民败坏道德之四大损招
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在道德和诚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二十多年来江泽民搞的中共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却是一个败坏道德和诚信的过程。江泽民确实是创造出了“江氏道德败坏模式”：以经济腐蚀道德，以无神论打击信仰破坏道德，用经济发展掩盖人权侵犯，加速败坏道德，更甚的是，透过全球化的经济利益，以所谓的温饱权战胜普世价值，把道德败坏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人是善恶同在的。一个人的善和恶什么时候表现，表现的程度如何，除自身因素外，跟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江泽民没有做正事的本事，但是他的权力欲和妒嫉心却给道德败坏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保障，动员整个国家机器系统化地参与道德败坏，把人们心中善的一面给以压制，恶的一面给以放纵和勾引，如同把魔鬼从瓶子里放了出来。
第一. 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江泽民利用经济腐蚀道德
江泽民和中共为了掌控政治上的禁忌，转移人们对自由、信仰的注意力，有意地把整个社会拖入到一种狂热的挣钱运动之中。“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成为了社会常态，挣钱变成了人们的“信仰”。贪污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有毒食品泛滥，繁荣“娼”盛，一切向钱看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社会道德的加速下滑直接相关。
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是江泽民上台之后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之一。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大大地激发了官员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给中国社会引来了无穷的后患。江泽民时代片面强调经济，政治改革停滞并倒退。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受监督，然后，让这样的官员来搞“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市场经济”，后果一定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精神南辕北辙。
中共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党政又是两套班子，加上官员长期超编，人员非常多。江泽民为巩固权力下的一步棋就是放手腐败，让官员腐败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中国社会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的，大官大贪，无官不贪，下级为了寻求保护伞，又打点疏通上级，形成了腐败生物链。江泽民上台以后出现的“集体腐败”，一端一大窝，让反腐败的人都“叹为观止”。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集体腐败的特征是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下面的办事员，人人都有份，数量很大。”
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级干部；有十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二人是厅级干部；其余五十八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2001年沈阳腐败大案：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副市长马向东等十大贪官涉案。
2004年黑龙江腐败大案：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贪腐案，由这起腐败案牵扯出的腐败链条，导致许多官员因卷入此案相继“落马”，其中不乏省部级高官。
2006年湖南省郴州市腐败窝案: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及二十多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一百五十八人。
2006年上海市社保案:涉及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社保局局长、宝山区区长、国企董事长等政界、商界几十人。
江泽民让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能用权去赚钱，江泽民自身家族的腐败更是成为了腐败路上的一盏航标灯。腐败成为了社会常态。对官员实行利益均沾，共同腐败的政策，迅速使中共数千万官员整体极度腐败，并在党政军各系统培植起由众多贪官污吏构成的江氏帮派体系。
这个庞大的腐败官员体系，不是孤立地生活在某个空间，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那么，他们把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带坏。道德腐败之风蔓延到各个领域，包括医疗和教育系统都未能幸免。从量变到质变，反腐败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连反腐败的部门也是腐败的重灾区。
总结一句话，江泽民让腐败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腐败性制度。江泽民用经济去腐蚀道德，在江泽民的手里，经济就是一条流着腐蚀剂的河流，流到哪里，就把哪里的道德给腐蚀掉。用社会整体性的腐败来给他自己制造权力稳定的温床，用民族未来的代价铺就他的权力之路。
第二.道德的终极杀手：江泽民迫害信仰，扼杀道德
中国文化是基于儒、释、道的文化，被称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就是一个道家的修炼人。在公元一世纪佛家文化系统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儒、释、道在唐代达到鼎盛，也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
儒、释、道都推崇“真、善、忍”。道家崇尚“真”，修成的人也称为“真人”（这里的“真”不仅是不说假话，而且有“返本归真”，返回先天的真我本性之意），道家修炼中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说天道并无偏私，一直会帮助善良的人。道家当然对“忍”也很重视，《道德经》中“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善用人者为之下”，“不争之德”等教诲不胜枚举。
佛家以修“善”为本，口中常念“善哉善哉”，同时也非常重视“忍”。佛家僧人要勤修“六度万行”，其中“六度”的第三条就是“忍辱”。当然佛家也修“真”，入佛门受戒，最初级就要求“不妄语”，不能说假话。
孔子主张的“仁”与“信”体现出“善”与“真”。孔子主张：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指贪得无厌）。这三戒需要涵养人的“忍”。
应该说儒、释、道的教诲都符合“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含义，也是中国人承传了五千年的道德标准。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出访中国时，曾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说：“美国是一个受信仰引导的国家。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上帝，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不应当惧怕而应该欢迎宗教自由，因为信仰给予了我们道德核心，让我们按高标准要求自己，去爱和帮助他人，在生活中要承担起责任。”“数百年来美国的一个传统就是宗教容忍。我要祈祷的是结束所有的迫害行动，这样全中国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集会和祈祷。”
但是，江泽民却祭起无神论的大棒，打击人们对神的信仰，扼杀民间自发的道德觉醒。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让人们仇视“真、善、忍”，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下滑的最根本原因。镇压的手段完全是文革再现，鼓动媒体造谣诬陷，铺天盖地，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煽动仇恨。成立了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 办公室”，视法律为玩物。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江泽民把本来就脆弱的法制建设消灭在了萌芽状态，造成司法大倒退。
据明慧网披露，江泽民在一次针对法轮功的秘密谈话中说：“中央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消亡的历史教训，一直决心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和理论进行批判，夺回并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消毒，法轮功鼓吹‘真、善、忍’，给了我们动手‘消毒’的机会。”“相比之下，其他气功组织就不那么容易解决，很可能在全国引起剧烈动荡，甚至于制造暗杀、毒气、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对社会稳定起破坏作用，起不到惩戒的效果，法轮功讲‘真、善、忍’，我们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以后利用打击法轮功的经验，可以有效的运用于其他气功组织。”“我们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加紧各方面的工作……。特别行动小组要继续加强行动，设计多种预案，保证刺杀行动万无一失。”
江泽民将镇压“真、善、忍”定义为“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消毒”；因为法轮功是和平的，所以江泽民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甚至制定暗杀计划，这都是江泽民魔鬼本性的反映。
在镇压之初，法轮功学员前仆后继的去天安门请愿，江泽民利用了法轮功学员“说真话”的优点，直接盘问被怀疑者是否是法轮功学员，如果如实承认则立即拘押，如果被盘问者破口大骂，就表明不是法轮功学员，就平安无事。
尊师重道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江泽民则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画像挂在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前，必须骂李洪志先生才可以上车，强迫中国人骂人，并以此识别谁是大法弟子。
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中共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标准，就是强迫这个学员说谎，强迫他或她打人骂人。江泽民迫害“真、善、忍”，造成了人们远离“真、善、忍”，把五千年道德标准完全颠倒。
一个独裁者，要想实施一个灭绝人性的政策，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机构，也是搞不起来的。希特勒对犹太大屠杀离不开纳粹党卫军。同样，江泽民对法轮功旷日持久的迫害，也是依赖于一个特别的机构——“政法委”。政法委是个党的机构，却统管公检法司，司法独立完全被破坏。“政法委”因为迫害法轮功的需要而在江泽民时代迅速扩张。要知道豺狼一旦养大了，就不光是吃一种人。这些年对抗暴群体、维权人士、良心犯的镇压，都是政法委所为，造成了社会极度不稳定的状态，成为了社会肌体上的最大毒瘤。
中国社会的道德在1999年之后加大速度堕落，这与迫害法轮功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来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松动，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民间信仰开始出现，对稳定社会和提升道德很有好处。而江泽民为了一己之欲，迫害法轮功，颠覆中国文化传统，强化无神论，造成一个信仰破灭的社会，实质上就是败坏了道德的根基，从正信上直接扼杀了道德。
第三. 用经济发展掩盖人权侵犯，加速败坏道德
江泽民时代的一大“发明”是，“人权就是温饱权”，你说人权迫害，他说经济有了发展，帮助多少人解决了温饱。这个逻辑就好像只要帮助某个村的人吃饱了饭，就可以对另一个村原本就吃饱了饭的人进行残酷无情的人权迫害。江泽民制造了中国最大的人权迫害，他却敢于标榜是“人权最好时期”。江泽民正是利用这种荒唐谬论来搪塞外界对中共人权记录的谴责，把中国社会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了深渊。
对于一个正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打击正信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当今社会道德崩溃，乱象丛生，无不与此有关。同时，江泽民为了在名誉上搞臭法轮功，要求所有的媒体造谣，这是泯灭媒体的良知，让很多媒体人堕落。媒体人的堕落，媒体的弄虚作假反过来又进一步败坏整个社会风气。江泽民的罪行并不到此结束，迫害法轮功的最中坚力量，是公检法司系统。江泽民逼迫他们执法犯法，滥用刑法，把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转化成不信“真、善、忍”的人，从根本上中断了法制建设，开起了倒车。司法系统弄乱了，法律成了儿戏，反过来就会伤害所有的民众。一方面没有了正信对心灵上的约束，另一方面破坏了来自完善的法律的约束，这个社会的道德在“无法无天”的环境下还怎么能够维持得住呢？
第四. 把道德败坏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江泽民用经济利益惑诱西方社会，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抗普世价值，同时，暗中扶持几个流氓小国，故意处处跟西方作对，把西方拖入到无暇顾及中共的恶劣作为，反而还有求于中共的境地。于是，中共就能够在西方自顾不暇的时候肆意的虐待和迫害自己的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世界的正气之场在消减，也正是中共把道德败坏向全世界扩散的后果。
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后面谈到江泽民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时，会详细说明。
第四节 德之不存，何以载物？
了解中国时局和走向的钥匙
今天的世界已离不开中国。把握世界，需要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要抓住两个基本点。
第一.了解“血债帮”，才能看懂江泽民镇压法轮功造成的高层分裂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影响。
江泽民的“血债帮”背负血债，为了逃避清算，必将尽一切手段阻扰中国的政改和自由之路。透过这层迷雾才能看清中国纷扰动荡的政局。“血债帮”十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造成了一个围绕迫害的产业链，相关部门和人员职业化，就吃迫害法轮功这碗饭了。“血债帮”反过来又依附于这个职业化的庞大的队伍，违背民意和天意，继续把迫害进行下去。认识中国时局，离开了“血债帮”这一点，就不可能看清楚里就。有关情况我们在前一章已有详细介绍。
第二.中国真正的危机是道德危机。
江泽民四损招把中国的道德推行崩溃的深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心变坏了万事难，一切出路都受道德的制约。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丧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没有罪恶感，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标准，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
在商言商，就经济谈经济，就政治说政治，人们不需要谈道德。为什么？因为所有社会活动都有基本道德作为承载的社会基石，是道德维持在一定标准之上使之成为可能。犹如空气之于人，无需谈论却不可或缺。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商言商”背后的道德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道德成为了稀有空气。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不惜血本透支历史的“发展”，同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人们，甚至包括中共，都在公开谈论这些问题。中外学者纷纷为中国把脉，指点迷津，开出了形形色色的解决方案，小到关注民生，大到实行政改。且不说中共会不会采用这些方案，就算去做，也是尺蠖效应，因为实施这些方案所需要的道德根基，社会的正常基础结构被腐烂的道德蛀空了，那么，实施的过程，就会大打折扣，就会阳奉阴违，扭曲变形，就会淮橘为枳，画虎类犬，所谓的解药反而制造更大的困境，最后难逃回天乏术的终局。
中共这些年出台了很多看起来惠民的经济政策，比如关注民生，解决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减免农业税，搞经济适用房，提倡环保，搞绿色GDP，等等，几年下来收效不大。反腐败更是中共天天喊的口号，可是越反越腐。人们可以从体制中去寻找原因，从国情中去挖掘故事，但是，道德的破坏才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原因。
面对一个被“江氏道德败坏模式”破坏了的社会，不从人心上着手，重新走回人类正统道德的轨道，任何政策，法规都将回天乏术，形同虚设。
绿色GDP哪里去了？
胡温上台以后为了摆脱江泽民的ＧＤＰ崇拜，提倡“科学发展观”，推出了“绿色GDP”。人们曾幻想过，绿色GDP可使中国的生态环境改善得到一缕阳光。过去十几年中，中国的GDP以8-15%的速度在增加，这个速度是令全世界人感到震惊的。但是，如果人们深入了解，用于发展的手段更令人震惊，因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经常断流，长江将变黄河；每年国家用于环境治理的费用高达数千亿。但是，人们对绿色GDP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2007年7月25日，新华网发表消息称从2007年初起媒体就在等待的“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将被无限期推迟发布。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提升官员道德与调整法律机制遏制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与GDP崇拜是其中一个。说到底，还是道德因素。
技术创新哪里去了？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居然没有创造出什么世界品牌。相比日本当年三十年的发展，简直天壤之别。不过，西方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很多都提到一点，就是中国技术创新的巨大潜力。西方媒体注意到两件事，一是中国论文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二是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
其实不然。中国的学术造假已经泛滥成灾，正在全面吞噬和毁灭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官场腐败道德必然会导致学术道德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
近年来，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连生，曾获“长江学者”称号。2011年2月10日，其科研项目推荐材料被发现存在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所获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被撤销。这起学术造假案曾长期被包庇。《西安晚报》2010年3月22日报导说，一位校领导约见六位参与举报李连生的教授谈话，一见面就说，“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五十天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
专利申请更是“虚胖”，片面追求数量。中国的专利申请普遍存在“数量大、质量低”的问题，制约着技术创新能力的真正提高。与专利申请量猛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底气不足”。中国大型飞机、大型医疗设备、光纤设备、数控机床等先进机器设备基本上依赖进口的局面并未改观；在出口额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广东，高新技术出口中近八成来自外资企业。
经济适用房哪里去了？
为了解决百姓，特别是穷人的住房难，政府提出建经济适用房，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是走歪了。经济适用房腐败事件接二连三出现。经济适用房领域已经形成从审批、开发、中介到购买的一条龙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针对某一特殊群体的优惠政策，慷社会之慨为有寻租资格的人服务。比如，郑州规划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建起联排别墅和两幢楼中楼；武汉经济适用房摇号作假。在实际工作当中，有一些地方把它分配给了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的人。这就是任何一次改善社会条件，平衡社会需要的机会和政策出笼，都变成贪腐势力攫取更大利益的新机会。经济适用房成腐败高发区，许多学者呼吁不应继续建造。
农业税哪里去了？
从 2006年起，中共政府决定取消农业税，作为减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县乡基层财政体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些人的生活标准不能降低。没有了农业税的收入，难免就要另立名目继续从农民那里搜刮钱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卷土重来，农民负担出现反弹。总理温家宝在谈到农村综合改革时，也强调说 “千万不要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从此解决了。”要精简机构和人员，关键是要提升治理和执政道德，可是，谈何容易？有多少人把农民的痛苦当回事？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标准，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说是只要把官员管住就可以了。是啊，如何管住他们呢？政治改革？政改靠的还是人，如果人心变坏了，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无论是要出台什么改革，停止迫害法轮功，还老百姓一个自愿做好人的自由，回升道德才是第一要务。
经济发展了，道德自然就会好起来吗？至少，中共的实践证明了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说大家都有钱了，小偷就少了，大盗却多了。这说明什么？道德的含义并不是看小偷的多少，而是人心，是对生命的珍视，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互助和社会的正气。
文章开头提到的两个案例，从道德层面上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生命的漠视。小悦悦的悲剧，还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因素，就是“怕”，或者说“怕做好人”。那天路过的十八个人，从画面上看，有人快步绕开，有人低头观望后离去，有人频频回望却终究掉头不顾。一方面因为不重视生命，所以就没有了“赴汤蹈火”“奋不顾身”的勇气；另一方面，从他们行色匆匆上，我们还看到了人们的“怕”，“怕做好人”，“怕惹是非”，“怕被人当作凶手”，“怕人不相信他是真的做好人”……
人们不敢做好人，也不敢相信世上还有好人，就是这个社会的道德缩影。造成中国道德大溃败的就是江泽民，他是千古第一罪人。
参考文献：
【1】 2000年10月２７日香港特首董建华上京述职，江泽民在中南海与记者见面，因记者提问“中央是否钦定董建华连任”，江泽民勃然大怒，说记者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不懂得“闷声发大财”。
【2】“四川沉船事件追踪：近10条小船旁观取笑见死不救” 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11-01/1403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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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讲话”，新华网，2011年04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17/c_121314799_3.htm
【8】 “英大学辞退50名伪造申请材料的中国留学生”，新华网，2008年11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8-11/13/content_10351955.htm
【9】“日本大学开除140名中国留学生 称中国学生文频造假”，环球网，2011年1月17日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1/1432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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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立军，“王立军一语成谶”，
http://dailynews.sina.com/bg/chn/chnnews/ausdaily/20120209/16113132037.html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02-09/58584535-all.html
【12】周立军，“我为什么要回忆王立军？兔死狐悲？”
【13】雨中翔， “一句话博客：王立军是口香糖，那我们是什么？”，凤凰博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338996.html
【14】博讯网，“江泽民曾庆红支持胡温收拾薄熙来”，来源：明镜新闻网，2012年3月21日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2/03/201203210220.shtml
【15】博讯网， “周永康要王立军收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黑材料”，来源：明镜新闻网2012年4月13日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2/04/20120413184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