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车头区“地富抢枪暴动”真相调查
钟昌友在营江汇报会上向赵司令和梁连长等人汇报的“地富抢枪暴动和上山为匪”等“敌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天之前，营江“前指”成立的时候，还没听到他讲这个情况，怎么一天之后，就掌握了这么大量的“敌情”呢?
(1967年)8月19日，开过营江前指成立大会后，钟昌友抽空子匆匆赶回了车头，身为二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区里的工作放心不下，虽然营江这边事关大局，但区里那一摊子也需要他拿个章程。我们在前面说他是梅花区武装部长，确切地说，是车头区的武装部长，梅花区那个时候还不叫梅花区，叫车头区，文革以后，1978年双牌(原潇水林区管理局)建县，将原属潇水林区管理局的月岩林场、桥头林场划归道县，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和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车头区更名为梅花区①，下辖梅花、车头、富塘三个公社。
从营江倒车头只有十几里路，这点路程对钟昌友这样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家常便饭的事，但其间要过廉溪和洑水两条河，耽搁了一点时间，赶到车头已是半下午时分。车头区公安特派员何田等人已在区公所已恭候多时了。何田忙不迭地将钟昌友请进自己的房间，急切地向他询问县里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和营江前指成立的内幕情况。钟昌友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何田的问题后，忧心忡忡地说：“当前形势非常紧张，‘红联’和‘革联’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我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革联’8·8抢抢以后，气焰嚣张得狠，各地四类分子跟着蠢蠢欲动，根据我在营江掌握的情况，四类分子有可能要搞暴动。听郑有志讲，他们区廖家的地富搞暴动，幸亏贫下中农发觉得早，镇压了6个。”何田深有同感地说：“是啊，现在阶级斗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西干桥的山上就有10多个四类分子在活动。”钟昌友一听，立即紧张起来，指示道：“老何，你马上派人去查实一下，如果情况属实，赶快抓起来……当前一定要把民兵组织起来，把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要把四类分子管好，有调皮捣蛋的，反攻倒算的，群众抓到了要杀就坚决杀掉。不能留下隐患。”何田说：“钟部长，你放心，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
与何田谈话以后，钟昌友把区里下一阶段的工作稍稍做了一些安排，便急匆匆地赶回营江去。
营江那边，“前指”刚刚成立，要做的事太多，离人不开，郑有志就像个催命鬼，钟昌友刚到车头，就把电话追了过来，催他回营江。没有办法，钟昌友只好以大局为重，把区里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
钟昌友前脚刚走，梅花就出敌情了。8月20日，社湾大队民兵设卡盘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该人50来岁年纪，手臂上有捆绑吊打后留下的淤血痕迹，扣留突审，果不其然，此人叫唐林贤，是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大队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虽然是中农，但在国民党手上当过伪警察，不是个好东西。8月9日，唐林贤与侄儿媳因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在唐看来，我是长辈，侄儿媳作为晚辈应当尊敬长辈;可是侄儿媳不这样看，她认为你是阶级敌人，我是贫下中农，阶级敌人理所应当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管制。两个人的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比较起来，还是侄儿媳的道理大些，所以大队上一索子把唐林贤捆起来，准备对他进行批斗，打一打阶级敌人的威风。唐林贤当天晚上弄脱索子逃跑了。记得采访时，笔者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过当地农民：“你们认为伪警察和现在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回答之精妙令我至今难忘：“都是抓人的。伪警察专门抓好人，现在的警察专门抓坏人。”这个“专门抓好人”的伪警察唐林贤8月9日逃跑以后，因为手上没有大队的证明，四处流窜，无处落脚，靠帮人打零工维生，直到8月20日落网。社湾大队民兵自卫队把电话打到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公社公安特派员莫盛祚接到电话，又把电话打到理家坪大队。
①车头区更名梅花区是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第一任夫人、女革命家何宝珍女士。何宝珍(1902～1934)，又名保贞、葆珍，道县梅花乡人。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刘少奇结为伉俪。1933年3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4年冬判处死刑，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2岁。但在文革期间，何宝珍在她的家乡并不受人待见，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亡妻，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牵连。刘少奇于文化大革命之初被打倒，1968年在中共九大上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同年死于河南开封，1978年平反。65
理家坪大队支书王焕良接到电话后带着治保主任王田清、基干民兵唐理强(唐林贤的侄儿)，背着两杆枪，赶到社湾领人。由于唐林贤当过伪警察，“受过反革命训练”，王焕良等人对他警惕性很高，用索子五花大绑，捆得非常结实，准备带回理家坪处理。(据王焕良说：“本来没有打算杀唐林贤的，准备带回大队，请示公社看怎么处理。”)可是路上唐林贤很不老实，尽耍花招，磨磨蹭蹭，不肯好好走路，一会子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自己没做过任何坏事，求大队领导高抬贵手，饶过他这一回;一会子又说索子捆得太紧，走不动，要求松一松索子。侄儿唐理强骂他，他还敢回嘴。唐理强年轻气盛，脾气上来了，从王田清手中夺过步枪，(唐理强本人没有配枪的资格)对着唐林贤就是一家伙，“嘭”的一声枪响，唐林贤向前一仆，在地上拱了几拱，身子就挺直了。王焕良上前用手探了探鼻孔，已经断了气。这下子三个人有点慌了张。虽说当时农村里面，开会批斗打死个把四类分子(含子女)，或者有的四类分子(含子女)想不开窜塘上吊寻短见，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像这样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还不多见。道县那时候“杀人风”虽然已经刮起，上上下下一片喊杀之声，但还没有形成后来出现的那种理直气壮、说杀就杀的态势。人已经打死了，怎么办?一块石头打上天，总要落地。思来想去，还是王田清机灵些，他跟唐理强说：“就说你叔叔抢枪，被打死的。”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主意好得很，连忙跑到区里，找到何(田)部长报告，四类分子唐林贤抢他们的枪，被打死了。何田说：“阶级敌人抢民兵的枪，这还了得!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
这就是后来在道县广为流传的“二区地富抢民兵的枪搞暴动”的谣言最为接近事实真相的版本。这个谣言，在8月21日“营江汇报会”上，被钟昌友等人作为四类分子搞暴动的例证向零陵军分区赵副司令员和47军梁连长做了专题汇报。
笔者曾经问过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同志：“这样的反革命抢枪案件在当时应当说是非常重大的案件，案发现场距区公所咫尺之遥，就是坐轿子也要不了一个小时，何田为什么不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呢?一个五花大绑的50来岁半老头子去抢三个全副武装民兵的枪，这里面有多少蹊跷，何田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政法干部难道会天真到一点都不察觉?”
专案组同志说：“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事情。我们这一次处遗工作组进场后，一开始他们也说唐林贤是抢枪被打死的，我们一听就晓得是假话。可那个时候，像这样阶级敌人搞暴动的案子，没有，做都要做出几个来，何田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当然靠上去就呼呼打鼾。”
一位道县的老干部说：“这个阶级斗争说好抓，它也难抓，因为要无中生有。说难抓，它又好抓，因为可以无中生有。”
钟昌友人在营江，心里挂着区里的事，8月20日下午他从营江打电话到车头询问情况，何田不在家，区妇女主任张桂娥接的电话，她把唐林贤的事向钟部长做了汇报。钟昌友说：“他抢民兵的枪打死了还不是打死了。这是群众运动，好得很!我们要大力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当晚，何田又打电话到营江向钟昌友具体汇报。钟说：“四类分子自己跳了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你赶快把材料整一整，明天我们要向赵司令员和47军的同志作汇报。”又指示：“让每一个大队都查一查，还有多少这样的坏东西，每个大队把最坏的杀他两个。”①
①据处遗工作组专案组的有关同志介绍：钟昌友与何田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但在处遗工作开始以后，双方产生了很大的意见。何田说：“钟昌友三番五次指示我杀人，现在又不认帐了。”钟昌友说：“他自己尖起来
要杀人的，现在想把责任推倒我头上来，太不老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