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已经怀孕四五个月的廖似光也被编入干部休养连参加长征，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和"打前站"。红军长征，每天至少要行军几十里，多则100多里。挺着大肚子行军的廖似光，由于路途过分颠簸疲劳，又缺少食物，营养稀缺，怀孕仅7个月便早产生下一个小男孩。漫漫长征路，如何照顾孩子？为不拖累队伍，廖似光把心一横，决定把孩子留在途中，她用毛巾将婴儿包好，并在上面写明他是红军的孩子和孩子的出生时间，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自己则拖着虚弱的身体，跟着队伍继续前进。为了革命，这是廖似光失去的第二个孩子！
西安事变后，党组织派她和邓颖超一起组成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武汉代表团，投入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武汉失守后，她随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一齐迁往重庆。1948年8月，廖似光以"劳协"常务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随后她随大军一路南下，在1949年4月武汉三镇解放后，负责筹建武汉市总工会。1949年9月在叶剑英主持的"赣州会议"上，廖似光被任命为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筹备处主任。1952年9月广州市总工会正式成立。此后她历任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华南分局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78年，她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一直到1988年离休。正如叶剑英对廖似光的高度评价，称她是一位"难得的南征北战的工农兵女干部"。
四
作为一个从枪林弹雨闯出来的女人，为了革命，为了丈夫，曾作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与付出，那么廖似光对于丈夫凯丰移情别恋与薄情寡义，其愤懑与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的一个红小鬼，延安时期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的李耀宇，曾亲眼目睹过廖似光的愤怒与发泄。他在个人回忆录《一个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闹离婚闹出流血事件"一节中有过如下的记述：
凯丰是中共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在杨家岭时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老革命，长得高大健壮，在党校一部学习，到星期天就带着勤务兵和警卫员回杨家岭一次，杨家岭的"小鬼"，私下里喊她"穆桂英"。而王茜的则身矮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王茜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听大家传说，她还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李耀宇第一次见她，误把茜字读成西字，王茜纠正后，说："你要叫我'王西'就随你吧，授给你专利权，别人可不能这样叫。"后来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听到李耀宇叫王茜为"王西"，很是惊奇，问明缘由后说，"小李有专利权，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李耀宇书中说，作为中宣部研究员的王茜，是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他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再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才日久生情的。为此，凯丰与廖似光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厉害。一天，李耀宇正好看到"穆桂英"拿着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里面。凯丰问"你干啥来了？"廖似光大喊："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着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则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了出来。这时，李耀宇从身后抱住"穆桂英"的双肩，使她不得动弹，又大声呼喊。这时，住在隔壁的延安女子大学校长赵毅敏等人跑来，众人推搡着把"穆桂英"请出窑洞。凯丰此时冷冷地看着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李耀宇说："部长，快把手使劲攥住伤口，别让血再流了！"李耀宇回忆，后来凯丰与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时，十分冷清，无人前去祝贺，王茜就这样悄悄搬进了凯丰的窑洞。等到1943年李耀宇离开中宣部到枣园时，25岁的王茜已生下了一个男孩。
五
不过，与建国后位至广东省第四届和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的廖似光相比，王茜后来的人生命运，显得是那么悲惨与不幸。陈辛仁书中回忆，文革期间，他从外交学院造反派专门设置的"专案组"成员口中得知，凯丰后来又有了新欢，为了再娶新欢而抛弃王茜的时候，他曾散布过"房纪已经死亡"的谎言。但此时的房纪，已被孤零零地抛弃在关外沈阳，早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文革期间，当专案组成员前去向她询问前夫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会去了！"经过几番讯问，专案组仍一无所获。房纪后来患了癌症，死于1971年4月，终年刚及52岁。房纪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当地居委会和邻人的帮助下，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无论她是叫房纪，还是叫王茜；无论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还是作为一个女人，都在一场反复离散的婚姻中，成为被强权男人所抛弃的悲剧人物，随风而逝了。有多少自以为被共产主义理想所解放的女人命运，即便是革命者本身，也最终摆脱不了千古不变的纲常缧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