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与国际社会的反应
1999年，就在江泽民紧急动员镇压的时候，李洪志先生正好在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世界各国部份学员主办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5月2日，李先生会见了《澳洲新报》、《自立快报》、《亚洲周刊》、中华电视公司等中文媒体的记者，当天下午，又会见了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局、《悉尼晨锋报》、法新社等媒体的记者。
李先生在开场白中说：“我认为佛法是严肃的，通过媒体像做广告一样吹，这本身就是不严肃，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借用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学员觉得好，学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身体的好转，整个状态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亲属撒谎，对自己的丈夫撒谎。那么说出的话就是真实的，绝不会我受骗上当了，再叫我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再去上当，绝没有这种事情。”
李先生还表示，“学员当中有许多是高级知识份子，有许多是科学家，有许多是博士、硕士，特别是在美国那个环境下，有很多，不下几千人，那都是拿几个学位的。这些人不聪明吗？他们非常聪明。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有许多人是高级知识份子，有许多是高级干部，甚至于是搞政治工作的，他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有过思想信仰，追求过，也有过盲目的信仰，也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运动，这些人是傻子吗？他绝不是，他能够盲目地追求一个东西、盲目地信仰一个东西吗？这些人是绝对不会。”
李先生的谈话打消了国外许多人对法轮功的很多疑虑。所以江泽民在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类似的、能够澄清法轮功事实真相的讯息截堵在国门之外。
在中国开始镇压的同一天，李洪志先生发表了一篇声明，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善良的人们能给予支持和帮助，解决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危机，同时希望中共政府及领导人不要把法轮功群众当成敌人。
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先生接受各国媒体采访，不断说明一点：法轮功不会构成对任何政权的威胁，相反，对任何政府、国家和民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7月22日，法轮功明慧网发表李先生给中央和政府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呼吁中共政府不要对无辜的法轮功群众采取打压政策，而应该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问题。他预言这种不计后果对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将最终导致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是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与国内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规模的和平请愿同时发生的还有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的声援。7.20事件后，许多学员自发汇聚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康乃迪大道2300号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静坐和平请愿。那以后的2个星期中，学员向美国各级政府、议员、媒体和世界17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讲述中国发生的迫害，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法轮功学员跟中共政府对话。
很快，自由社会的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就做出反应。1999年7月至12月，加拿大政府、联合国世界公民联合会、澳大利亚、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等纷纷通过决议,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共这一侵犯人权和践踏自由的行径，并呼吁营救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中共决策层
自从镇压命令下达以后，作为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竟然从此就从电视上消失了，一连半个多月没有露面。19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则江泽民座谈国企脱困的新闻。本来国企三年脱困，是朱镕基就任总理时的豪言壮语，如今这个领域也交给了江泽民，看来朱镕基当时心灰意冷，一切都大撒把了。
在八月份的“人大”“三讲”汇报上，李鹏说：“对法轮功人员不要追究参与没参与，关键是看其思想认识是不是转变了。这一点，一定要向同志们讲明白。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要把握分寸。”这也是李鹏在刻意和江泽民残酷镇压政策保持距离。
政治局委员们也对镇压不以为然。让江泽民十分恼火的是，除山东、辽宁等少数省份外，许多省市对镇压不感兴趣，对镇压的指令阳奉阴违，尤其南方一些省市如广东，到1999底仍然有“法轮功绝大多数是好人”，“在广东不判一个”等说法。被选为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锦涛、李长春也是消极敷衍、低调对待，不愿和江一样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江泽民没办法，2000年2月只好亲自去广东督战。他批评广东对法轮功“镇压不力”、“软弱”，要李长春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还亲自给深圳市委发传真要他们“守住阵地”……。在江泽民和罗干的高压下，广东终于开始劳教法轮功学员，第一批被劳教的学员中就有胡锦涛的大学同班同学张孟业。有人对江泽民说：你这是一石二鸟，既给广东省镇压法轮功开了先例（胡锦涛的同学都判了，谁还不能判？），又给胡锦涛套上了“出卖同学”、“不仁不义”的耻辱牌。
江泽民一个人在台前大跳大叫，中央许多人却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表演。
胁迫朱镕基
看到镇压的迟缓进展情势，薄一波给江出主意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这和镕基同志不重视、不公开表态有关。”
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马列主义一卷卷，毛泽东思想一本本，邓小平理论一篇篇，江泽民学说一句句。”实在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实际上，江泽民的“三讲”和“三个代表”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几十个字而已，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思想。然而，从镇压法轮功后，曾庆红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广“三讲”，江泽民也把“三讲”作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好机会。
按照曾庆红的想法，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他不出来讲话，会给外界造成党中央分裂的猜测。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誉，如果支持镇压，可以让不少人倒向江泽民这边，也可以让那些来上访的法轮功断了希望。“三讲”运动是一个很好的强迫朱镕基表态的机会。
曾庆红把这些分析告诉江泽民后，江立即把朱镕基找去训了一次话，大意是说，国务院部门“三讲”进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镕基把“三讲”当作维护执政党地位的运动重视起来。江泽民指责朱镕基长期以来“不知道服从政治的大局，对党中央的政策有抵触情绪，消极应付。要知道，‘三讲’中最重要的就是‘讲政治’。镇压法轮功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江说，“镕基同志，党中央要求国务院不但要‘讲政治’，而且要讲好，要把推广‘三讲’和当前最大的政治结合好，否则就是分裂党！”
从江办出来，朱镕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后朱镕基还是违心地表态支持江泽民的镇压决定，也许他是不想再受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吃的苦，或是想起了赵紫阳的凄惨状况。
“三讲”其实并没有什么成效，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副对联，借用政治局委员吴官正和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名字说：“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讲来讲去无官正，反贪污反腐败反堕落反来反去未见行。”
当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昭也是让贾充在前面干坏事，自己躲在后面；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把林彪、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推在前台；但镇压法轮功这样愚蠢的毫无理性的行为，没有多少人愿意卖命，江泽民想躲在后头都不行，所以只好事事冲在前头，所有的黑锅都自己当众背上。他不但四.二五当晚连夜写信给政治局，还在9月份参加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亚太经合会议上，亲自给每个国家元首递上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失尽体统。
江泽民满心希望各国元首“干涉一下中国内政”，对他的镇压表示赞同，结果碰了个大钉子。克林顿通过美国国务院早在1999年9月11日就公布了《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到三个月以后，克林顿在华盛顿的一次人权演讲中，公开批评中国镇压法轮功，把逮捕法轮功成员称为压制人权的“一个麻烦例子”。当然，江泽民不明白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敢说他江泽民镇压有理。看到递小册子收到了反效果，江泽民随即祭起了两顶常用的大帽子，曰“干涉内政”和“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