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湖南人，大约一米九的个头，父亲是地下党，有着鲜卑族血统;他好酒，一斤原浆下去，富有磁性的清口朗诵一字不差地涌出《将进酒》或《蜀道难》;他主张吵架，鼓励创新，提倡把事情摆在桌面上解决。四人团中，他是唯一实名微博并活跃发言者，观点从不激进，常以通俗的比喻阐述立场。
熟知他的人，均对这条短信中的两个“啊”字表示意外，因为这与他一贯的应急不太相符。他太镇定了，也太有气场了。也许，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我无言以对，只是简要回复：“这些都是铁证，之后会低调处理。”
在财讯传媒20多本杂志中，《财经》显然是老板们最为操心的，而我似乎又是《财经》最爱折腾的。“不折腾”曾出现在中国元首的演讲中，翻译版本不一而论，如“don’t make trouble”“don’t flip flop”“don’t get sidetracked”，或“no dithering”“no major changes”，缺乏公认的信达雅译法，以至于官方索性音译“buzheteng”。后来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don’t rock the boat”或“no boat rocking”，直译“别晃船”。
“《财经》就是一条船，大家要齐心，不能把船给弄沉了。”这是小京时常提到的一个比喻。每临大事，他好比一个参加完家长会的父亲，要跟孩子谈心。我们的谈话多数在酒桌上完成，一部分在他的办公室。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尽量回避这种越级。
安元鼎事件中应对警察上门的当晚，正是他坐镇办公室，亲自将四人警号发给一名委座的近侍，事情出现根本性扭转。这样的政经人脉资源，确非其他内媒可以比拟。我曾安排记者谭翊飞、鲁伟调查胜景山河IPO造假，扎实的报道成为这家湖南岳阳黄酒企业的上市滑铁卢，老家托尽关系找到小京，最终，他都未开口要求我撤稿。
一次谈到财讯传媒的这些杂志，他说：“对我来说，这是business。”但他又提醒我：“你是新闻人，你不能这么想。”针对我举报刘铁男一事，他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这是他的权利啊。我不支持也不反对。”同样的表态还在他活跃的几个高端圈子里流转。
在我关机的那个晚上，小京发来两条短信：“明天见个面?”“中午或下午你定。”直到第二天凌晨开机，我才收到并回复。
我们的午餐选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包间，就两人。气氛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紧张，关键是每感紧张的时候，他能通过恰当的方式化解。很难想法，换一家机构我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这种宽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于他们大风大雨的经历。
谁没年轻过呢?1989年的那个春夏之交，前途无量的他走上了街头，换来看守所的艰难一夜。“湖南人吧，都会找一种历史存在感。”他笑着说。那次冲动显然让他的人生拐了一个急弯，王所长将他介绍给了波明，自此成为联办的主事者之一。后来，王所长成了王省长，成了王市长，成了现在的王书记，从未忘记对这位老部下的关爱，不固定来电约酒，交流一本好书，甚至邀他复出。
这顿午餐，小京主要想了解举报的来龙去脉，他料到王书记回国，第一时间会把他叫过去。我们还花了一点时间来梳理刘铁男的背景，但当天没有找到答案。末了，我忍不住在反问中加了一点私货——
“岐山书记真是微博的潜水员?”
“他现在哪有这个时间!”
……………………………
位于东二环外交部附近的泛利大厦，联办买下了几层楼。在王波明杂乱简朴办公室的斜对面，是一间置有长形圆桌的会议室。他把一米八的身体窝进靠椅，双腿搭在圆桌上，后背将靠椅压到接近圆桌的水平，指间烟雾缭绕。
那是2009年10月底的一天，胡舒立说服《财经》杂志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炉灶，甚至包括前台保安。被釜底抽薪的联办，决定为这场罕见的集体跳槽做内部说明。但对与会的《财经》记者编辑而言，联办强硬的书面回应及波明式会场姿态，与站在道德置高点及作为新闻标杆的舒立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给外界的印象，有着贵族气质，略带国企特征。像程益中、杨斌、王小山和我这类草根新闻人，在离开《新京报》后相继转投联办，一度难于适应。僵化的集团行政要求员工必须正装，我跟王小山常因大裤衩视为另类，集团行政前来检查，同事帮忙圆场：“这人是来送快递的。”
其实，外交官之子向来自由散漫，一名下属王安在书中描述他：“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他逃避纽约交易所的高薪生活，放弃中国证监会的仕途机会，舒立走后写下唯一一篇被业界存照的署名社论：“我们不但要自觉地回避被商业利益影响和侵蚀，更要抵制施加于我们身上的不当管制。”他讨厌一切有形无形的束缚，包括女人。
1998年，胡王走到一起，准备办一份杂志。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200万元的采编预算。双方一拍即合。别看现在的《财经》是一头现金奶牛，“可在1998年，两三年没广告，我说养着。”波明回忆。
早年，双方对“名利”有清晰的界限，新闻人除了国内一流的采编费用，坐拥享誉国际的“名”;投资者则拿走年均六七千万的“利”。但与《财经》的时代贡献相比，这点名利根本不值得一提。从《基金黑幕》到《银广夏陷阱》，从《SARS何来》到《谁的鲁能》……毫不夸张地说，《财经》的尺度就是中国媒体的最大尺度，亦是独立思想与改革精神的共享平台。
以银广夏为例，这家上市公司获得多名领导人的视察并赞许，加之保荐人又是胞兄王东明所在的中信证券，王波明担心报道可能导致《财经》关门，或胞兄公司重大损失，于是电话求助王岐山：“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对方答复：“如果是真的，就出吧。”甫一报道，银广夏股票及其高管命运双双“跌停”。
从这一点上讲，波明与小京均有难能可贵之处，即很少干预编辑部工作，尤其是不派题、不审读，以真实性作为决定稿件生命的唯一标准。跟小京的精彩脱口演讲不同，波明需要有书面发言，否则就像失缰的战马。他偶尔会流露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并回忆在唐人街给《中华日报》打工经历，体会“无冕之王”的快感。这就好比一名老妇人不断重复自己年轻时有多漂亮。
波明的人脉纵横交叉，命运跌宕起伏，比如父辈同遭迫害时的同居发小如今已经登上权力之巅;儿子的母亲是一位冤死国家元首之女……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今天跟美国总统同台指点江山，明天又要亲自面对一名宣传处长的训斥。
当然，也很难找到像舒立这样的敬业者，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她对笼子尺度的计算，更重要的是，她能将联办所有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以新闻专业主义发挥到极限，以至于12年之后她强大到足以与投资人叫板，索要七成的股权及“三位一体”的职位。
文人、商家与政客的混合特质，决定了这宗买卖不可能成功，最终成了决裂。
程益中曾对《纽约客》说，孙志刚事件是对警察权的部分否定，而《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监督它改良它，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意味着它的局限性。胡舒立以比喻回应：《财经》是一只啄木鸟，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在胡王决裂之时的一天，法满带着我跟波明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长谈，他说这是第一次完整讲叙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次谈话使我做出了留守《财经》的决定，切合杨海鹏对我的劝说：“中国能造导弹的记者很多，而能提供导弹防御的媒体很少，联办无可替代。”
其实废墟重建比打砸招牌更为艰难。当数年后《公共裙带》《连氏无间道》以及安元鼎、马三家等陆续问世，我更坚信一点，程益中的话不全对——安元鼎、马三家这类报道不会发表在以前的《财经》，这本杂志的DNA不全是胡舒立，更有关王波明、戴小京。
在举报刘铁男的那个下午，未接到的巨量来电包括波明的一个，有人带话要我去找他。我在15时56分发出一条短信，未见回复，于是打电话做了说明。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责备之意，只是问，证据可不可靠?这是他一如既往关心的核心要点——不怕闯祸，但怕丢人，报道的东西再敏感，只要证据够硬，他能找到解释的理由。
挂掉电话之前，他都没问我的动机。当天晚上，正是《财经》年会庆功宴，据同事后来描述：波明端着酒杯在人群穿行，然后不断地说：“太大了，这事太大了!”“怎么还有这样的玩法?”
有人将他们称为“新闻玩票者”，或许更准确的表述是，他们介于体制内与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家国变革与拥抱世界的中线，并努力充当沟通者和翻译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当他们两鬓泛白之时，少小玩伴与早岁同僚当处轴中之日，他们是否还记得初心?能否接受批评与监督?会否固为更强大的既利集团?
一个刘铁男，一块验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