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觉先经常到安子文家里去，安子文也经常到邓觉先家去。中央有事情，要找安子文没有找到，就到邓觉先家去找。多数时候能在邓觉先家里找到安子文。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
还有一次，邓觉先对我讲，我还没有和吴溉之结婚的时候，她和邓觉慧经常到吴溉之家里来。吴溉之也对我讲她们的情况。我们两个恋爱，结婚，难免会问他，以前有没有接触过别的女人，和什么样的女人来往呀，一家人嘛，总要谈谈家常。吴溉之说，她们姐妹二人过去就经常到我家来，一来，一定在这里吃中午饭。有一天吃过中午饭，要睡午觉，邓觉先就跟吴溉之说，是让她跟吴溉之睡，还是让她妹妹跟他睡?吴溉之说，我一个都不要。让她们俩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至于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都是我们两人认识以前的事情，我不操那份心。我也问过吴溉之，你为什么不和邓觉慧结婚呢?吴溉之说，第一她不是党员，我有些文件必须保管好，第二她太年轻，第三她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所以他不同意。可是，我们两人结婚以后，邓觉慧还继续到我们家里来过。
邓觉先还跟我讲，她现在住的院子(在中组部斜对面)，既宽敞又漂亮，是安子文给她安排的。从前的房子，则是另一位中央领导人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62年下去了，他下去以前，常常找她去跳舞，他是个舞迷，跳到深夜都不回家，从来也不带他的夫人出面。邓觉先说，“那时跳舞跳得很厉害，找我的人比现在更多。我住的那条胡同，来我家的小车都得排长队。”为什么搬家，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她家里客人来往多，原先那个院子所在的胡同小，有时候她家来客人来多了，车子都搁不下，一直要停到大街上，还要警察来安排指挥。
我对她的了解逐步加深，我就对邓觉先产生了怀疑。她的丈夫本来是我们的一个统战对像，国家对他们一家人都有照顾，她在测绘局工作，管管资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条件很优越，她有什么必要这么繁忙地在目前的这个党政要员的圈子里活动，与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关系搞到这种地步，几近于公开?
这段时间，有一位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名字我记不清了)，也和我讲了很多关于邓觉先的事，他经常开车拉着她跑来跑去，她与什么人交往，和什么人有密切关系，和什么人好呀，都瞒不过司机去。再说，中央干部的司机们，也是经常相互打交道的，直接间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这位司机对我说，这两个女人可坏了，特别是那个姐姐，净挑拨老干部闹离婚，何某某就受过她的挑拨。还有，前几年，一个中央领导常常和邓觉先跳舞，从来不带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中央领导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下去了，她又抓住安部长了……
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别人说。我就跟吴溉之说了我见到的和听到的有关邓觉先的情况，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吴慨之说，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说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说，你和安子文这么熟，你为什么不能早提醒他?吴溉之说，都是好朋友，这些事情，开始是不好意思说，等到后来，木已成舟，就是说也没有用了。
这时已经是1966年初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长，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的身份不明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也是3、4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说是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部长。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了电话来，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开会。于是，就打了个电话给邓觉先，说我们去不了。可是，马上又接到了单位通知，说会议延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因为是老熟人，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
我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弄不明白。
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就想找人帮我分析一下情况。没有想到，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有一天，我去找杨惠文，想听听她对这件事情的意见，在她家里，我就和杨惠文讲了这件事情，请她帮我分析这种情况，和我应该怎么对待处理它?她的丈夫白介夫(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的所长)也在场，他走进我们谈话的房间，一听我讲这些事情，他就不走了，坐下来听我的讲述。
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找杨惠文商量呢?
我和杨惠文在1937年就认识了，在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我住在山上小庙里，她比我们到得早，住在学校里，但是和我一样，她也是在等第二期开学，我们都是第二期的同学。从那以后，我们在工作中，动不动就遇到一起，总也分不开。
我从太南游击队第五支队调到屯留北方局党校学习，她也正好被调到党校学习，我们又成了同学。
学习结束后，我们又一同被分配到晋豫地委，我在晋城工作，她是在阳城工作。
我调到中条山的时候，我在平陆县燕家山，她也调到了中条山垣曲县委工作，又常常在地委开会见面。
在晋西事变中，我们又都住在垣曲的八路军兵站，李哲人把我们两人关在屋子里，不许外出，怕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他计划是等形势缓和后继续派我们在牺盟会里掩蔽下来做工作。一天到晚地，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两个人朝夕相处，相知甚深。
后来，我们两个一块儿过黄河上西安，准备到延安去。在延安，我们又是一起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又是同学。那时，她已经结婚。后来，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我回到中央党校六部，她也回了中央党校六部。
1960年，我调到北大，她也调到中科院，就住在中关村，离北大近得很，还被派到北大来搞社教运动。我调到北大以后，常常到她家去，隔不了两三天就去一次，几乎是天天都见面。真是命里注定，难舍难分，我们并没有刻意要怎么样，命运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相逢。
就这样，几十年的战斗友谊，总是不约而同地遇到一起，真是难得。她比我年龄大，拿我当小妹妹，我也爱听她的话，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什么事情都和她商量，听她的话，亲密得很。我们是抗战时期就在一起工作的战友，关系非常好，我很信任她，想让她帮我参谋参谋，结果白介夫也进屋来听，一听就不走开了，听到底了，听我说了事情的头头尾尾。
杨惠文和白介夫都说，这姐妹俩，准有问题，肯定是特务。你要赶快揭发她们。杨惠文还抱怨我说，叫你不要跟吴溉之结婚你不听，你跟他结婚，结出问题来了吧?你赶紧离婚吧，不然，连你也卷进去了。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对杨惠文是言听计从，她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我说行，照她说的办，该揭发揭发，该离婚离婚，不能把自己也陷进去啊。
回到家里，再想这件事情，我心中很矛盾。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时候，我被陆平赶到乡下去搞社教，陆平是不准备把我们这些人再收回北大了。我和吴溉之商量过，调离北大，换一个工作单位，我还想叫安部长给我调动工作，我要是揭发安子文，我还能再见他吗?再一个，我要是揭发了安子文，我和吴溉之的关系还怎么维持?离婚不离婚?这也是切身利害啊。吴溉之是个老好人，他也不看重安子文这件事，认为是一般的男女关系。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拿不定主意。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张仲瀚会让自己的妻子这样?
对杨惠文夫妇讲这件事的以后，我心里还是有矛盾。一个矛盾就是，这是不是安部长上当受骗了?我曾经跟吴溉之讲过，要他劝一劝安部长，跟邓觉先不要太密切。我认为安子文是这样一种情况，假如邓觉先是一个坏人的话，安部长就是受她欺骗，从本质上讲，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又处在相当高的地位，他是决不会跟着她跑，决不会参加她的那一伙特务活动的。再一个，我要是揭发了安子文，我和吴溉之的关系还怎么维持?离婚不离婚?我们的婚姻关系肯定会破裂。我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不到万般无奈，我是决不愿意再离一次婚的。
我回到家里，还在想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好，没有理出个头绪来，犹豫不定，白介夫就和他们中科院的保卫科长讲了这件事，他叫保卫科长去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白介夫要向谢富治汇报此事，事先并没有跟我先打招呼。
这件事情正没有头绪，新的情况就又出现了。有个我过去认识的老同志叫郝德青的，他曾经在外交部工作，派驻国外，回国后在外交学会工作。他的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他到清华看他女儿，从清华绕道到北大来看我。我和他很熟悉，他和我姐姐姐夫也很熟，都是朋友，因此，我就又把安子文的事情说给他听，想听一听他的意见。他一听就说，邓家姐妹准有问题，准是特务。张仲瀚是党外的知名人士，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照顾得很好，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让自己的老婆做这种事来谋取什么利益，没有必要用美人计拉拢安子文。那时候人们的阶级斗争的弦真是绷得紧!我就告诉他说，白介夫和杨惠文让我对谢富治讲。郝德青说，不行不行，不能对谢富治讲，你应该去找康生。他说，你应该跟白介夫和杨惠文讲，不要去找谢富治，因为事情是涉及到安子文的，谢富治未必能有这么大的权限干预此事。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央级的部长，一个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一个是国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怎么好过问这样的事?这种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郝德青和我一样，与康生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他就是从党内工作来考虑，毕竟康生是主管党内的保卫工作，被安排在那样重要的位置上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