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他的话，真去对白介夫和杨惠文讲了，不要他们去找谢富治，我自己直接去找康生。白介夫说，他已经跟保卫科长讲过这件事了，至于保卫科长是否已经跟谢富治讲过，白介夫也不清楚。反正，我听了郝德青的意见，要正式地跟康生汇报。怎么汇报?本来我还犯愁，说是康生不好找，我和他没有什么联系，是郝德青说，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们学校嘛，你给她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这时，已经是1966年的4、5月间，曹轶欧在北大蹲点)。
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检举”
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为了党的利益，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他的保卫科长，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事?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于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这个纸条就交给曹轶欧转交康生。
曹轶欧把我口述和书面情况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说康生要与我谈话。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是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
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找曹轶欧就行。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安子文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你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这一次见康生，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这就是常说的，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我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就捉摸着怎么写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我这里，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
我和康生谈话，是在写大字报以前，时间是在“5.16通知”传达以前。后来，我给康生写过两个条子。我的一个条子就是在6月初写的，主要是讲，毛主席批示，肯定了我们的大字报，并且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说看到我们的大字报了，我们还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赞扬，她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好怎么好。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康生。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也向康生报告了。
这以后，到9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都要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因为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是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
(这就是我和吴溉之离婚的原因。我这一生，命运多蹇，连婚姻都这么不顺利。我并不是“女强人”，两次结婚，都是希望能够有所依靠，得到丈夫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能够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两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已经是非常痛苦和不幸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反对和怨恨我的人，又抓住我离婚之事大做文章，诬蔑我是“大破鞋”，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直到90年代中期，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仍然念念不忘拿此事对我进行诽谤和侮辱，给我这无法愈合的伤口上又添新的创伤。难道，时隔30年，人们对于往事、对于历史，仍然停留在“文革”时代的水准上，而没有任何反思、没有任何长进吗?)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与吴溉之有关的事情，就是关于抄吴溉之的家。在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中，有人曾经写道，我为了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带领红卫兵小将去抄吴溉之的家。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这不是我的主动行为，而是被迫的。“文革”期间，吴溉之也被打倒了，北大的红卫兵们要去抄他的家，就要我领路带着他们去。北大的学生，后来担任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头头的牛辉林对我说：红卫兵这回抄家抄到你的头上了，你什么态度?我说，抄就抄呗。反正没有反动材料。牛辉林说，那你必须带路，否则你就是不想让红卫兵抄家。牛辉林当时可能不知道，我已经与吴溉之离婚。这样，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我怎么能够拒绝这样强硬的要求呢?我是被迫给红卫兵带路的。无可奈何地，我和红卫兵们一起坐着汽车，我让陈葆华陪着我，把他们带到了南长街，告诉了他们门牌号数，他们冲进去乱抄乱翻，我连汽车都没有下去。我心中那个乱啊!怎么说，这里也是我曾经和吴溉之生活过的地方啊。我对吴溉之，没有任何怨恨，离开他，当时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在吴溉之受冲击的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对红卫兵说过吴溉之一句坏话。吴溉之被单位审查批判，一位帅大姐找我谈过话。我对她也没有说过吴溉之任何坏话。我也没有表态。关于安子文，关于安子文与邓觉先的关系，他们与吴溉之的关系和来往，对不相干的人，我一句都没有谈过。因为这些事情不属于单位和群众应该过问的问题。吴溉之本人，我认为他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没有说吴溉之的任何情况。至于单位和群众认为他有什么问题，应该在单位揭发，我不阻拦，但也不愿意听些什么，根本不介入。我觉得应该保吴溉之，但是，这话只能向领导谈，也不必向群众说什么。
事隔十多年，我被捕入狱，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时候，接受审问，专门来了一批人，就问我揭发安子文和邓觉先是什么事情，我就把我了解的情况讲了一遍。来人没有反驳我的话，他们走后，也没有下文。他们也不继续问了。过些日子，又来了一拨人，把上述问题又问一遍，我就再讲一遍。
张仲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邓觉先怎么样了?我一点儿不知道。现在这个人在哪里，都不知道下文。我知道，审问我的录音，都会拿给安子文听，拿给邓觉先听，那他们能够指出来，我说的哪些是造谣的，哪些是诬蔑的，他们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啊。我没有说错嘛。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看报纸，看有没有给邓觉先平反的报导，我始终都没有看到有关的消息。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张仲瀚的消息，说张仲瀚在文革中受到冤屈，为他平反，说张仲瀚是国民党军的起义军官，为我党做过不少工作，他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功劳。可是说到张仲瀚的时候，也没有一句话涉及到邓觉先。我想，如果张仲瀚在文革中都受到那么大的冲击，那邓觉先肯定也是在劫难逃，一定吃过不少苦头，可是为什么就不提到她，即使是讲张仲瀚的时候，也应该提一笔呀。这件事，对我始终是个谜，事到如今，我也说不清楚，我检举邓觉先这件事情，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审案人员就这件事情审问我的时候，他们是只问我，只听我说，不反驳，也不肯定，到判刑的时候，我的罪状里没有与邓觉先相关的内容……
这件事至今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团。我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邓觉先和安子文的关系很暧昧，并且对安子文的工作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是可以证实的，并非我在凭空捏造。我认为，揭发安子文的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没有错，邓觉先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清楚，我只能把我看到的疑点说出来，结论要由党组织来决定。但是，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不太可能有什么政治背景，邓觉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说的那样是什么英国特务。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这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不止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当时杨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是以为邓觉先是“特务”的却是应该反思的。在“文革”前夕那种特定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的社会氛围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搞混了，过分单纯的头脑把事情想得过分复杂了，从保卫党的纯洁性出发，造成的后果却是使当事人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这不但是伤害了他人，也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新的波折，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至于康生把这件事情无限扩大，整人，那就更加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是适得其反了。
如果当时我便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还会不会有揭发此事的动议呢?很难说。因为当时，我们做基层工作的人，不了解上层的情况，而对于下边，即便是生活作风问题，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如果不是涉及工作问题，而只是生活上的一般来往，不违背组织原则的话，也许应该另当别论。
阿波罗网编者注：吴溉之1968年7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