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再联系那位教授——数学家罗杰·豪(Roger Howe)，他热情洋溢地回答说很愿意找个时间和我一起谈谈女性在科学与数学中的问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走廊的墙上贴了一大幅知名数学教授的海报(全是男性)，这座楼的顶层女洗手间旁边，倒是有人钉了张小一些的海报：知名女数学家。我在豪手下学习时，他是耶鲁最年轻的全职教授，他现在还是显得格外年轻。他建议我们买个三明治吃。在我们等候上餐之时，我告诉他我没有上研究生的一个原因是我把自己和他做了番比较，从而判断出自己天资不足。毕竟，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他让我挑战的那道题。
他似乎没明白：“但是你做出来了。”
“是，”我说，“最后我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可我花了那么长时间。”
“事情就是这样啊，”他说，“直到做出来的时候才明白，然后你就奇怪怎么早没明白。”
但我必须退掉实分析课。
豪耸了耸肩说，有很多“数学性格”，不同数学家在不同方面拿手。
我问他是否注意到解决数学问题时男生和女生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是否有不同的“数学性格”。没有，他回答。然后又说，他无法钻到学生脑袋里面去。他有两个女学生在进修数学，两人都挺不错。
我又问，为什么直到现在耶鲁的数学教授里还是没有女性。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女性——豪纠正我。就在最近，系里投票表决是否雇聘一名以终身教授为职业目标的女性。(她没有拿到终身教职，但是这一年系里确实招了另一名资深女教授。)我说，可还是很少啊。他朝远处望去：“我猜是因为还没有哪个女性的成果让我感到兴奋吧。”我看着他仔细考虑着答案，用我曾见过的，假想手中握着一个N维环形时的样子。“也许女性是偏见受害者，”他终于回答到。不久以前，他另一所学校的同事向他坦白，当他们刚开始研究数学时，有两个人在同一领域——一男一女，同事想当然地认为男性在数学上占据优势，可结果是那名女性的工作更出色。
最终，我直白地问他觉得我当时的题做得怎么样。比起他指导的其他本科生课题，我怎么样。
他挑起了眉毛，表现出一种数学家感到困惑的样子。实际上，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也不过指导过两三个本科生课题。“本科生独立做数学课题是极其罕见的，”他说：“这样看来，我不得不说你的工作是杰出的。”
“杰出?”我重复。那他为什么从没告诉过我?
我问他有没有特别鼓励过某个本科生攻读博士学位，因为毕竟他现在主管本科生——他吃了一惊。他说他不曾鼓励过任何一个人继续数学研究。“这是非常艰难的，”他告诉我，“你必须乐在其中。做一名数学家压力太大了。这种生活、文化环境，太难了。”
我告诉梅格·厄里，豪还有许多其他教授说他们不鼓励任何人走上物理或数学之路，因为这条路太难走了，厄里不屑地一笑：“快算了吧!他们自己说了算、报酬丰厚、喜欢干他们那行，为什么不鼓励别人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她给过很多校友讲座，说“总有女性对我讲你刚才讲过的那番话：我想当物理学家，但没人鼓励我，即便只有一个人跟我说‘你能行的’”。厄里笑道：“女人需要更多的正向推动，男人则需要更多负面推动。男人们过分地高估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挣钱能力。女人却说‘哎，我不够好，我挣不了很多钱，你随便给我什么我都觉得不错’。”
有个学生对厄里说，她怀疑自己是否够格上研究生。该生在耶鲁的物理系——几乎是全美最严格的物理系——几乎拿了全A，厄里问她为什么。“像她那样的女孩也不认为自己够优秀，我反倒为一大堆平均分是B的男生写过推荐信。”厄里的意思不是说获得博士学位是很轻松的事情。“那是个磨砺的过程。如果一名年轻女性问‘读博士是什么样的呢?’我会回答：‘当然，简单的事情多了去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不鼓励她试一试。做我这行，你不必非得是个天才不可。我跟我导师说我以后想做什么时，他说：‘哦，梅格，想成为天文物理学家，你得是个天才才行。’我可是他们物理专业最棒的学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天才，我不够好。难道，所有那些理论物理学家都是费曼、爱因斯坦么?我可不这么看。”
不久前，我在坎布里奇的一家越南餐馆会见了5名年轻的耶鲁女校友。其中3人正在哈佛读研究生——两人学物理，一人学天文;另外两名在麻省理工学院读海洋学。她们中无一人表现出在研究生院奋斗的焦虑，但每个人都表示，她们时常担心将来有了孩子以后在教学与科研上的表现会怎样。
“就因为这个，社会失去了那么多的女性物理学家，”一个人说。
“是啊，想把孩子送到麻省理工的托儿所都很困难，”另一个说。
“女人和男人一样愿意为工作牺牲，”第三个人说，“但我们不愿意比男人干的还多——科研、教学、外加带孩子和做家务。”
大多数年轻女性没有意识到的是——厄里说——科研工作其实比很多行业为女性学者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她在戈达德宇宙飞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工作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未来成为她丈夫的人。“我们的关系绝对平等，”她告诉我，“他带孩子的时候并不讲他是在帮我。”没人会声称一边努力从事物理研究一边养孩子是件轻松的事情。但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做医生或律师也不容易，可那也没有阻止女性前赴后继成为医生和律师。厄里认为，女人离开科学领域往往用照顾家庭作为借口，而实际上她们是被打击到临界点了。
所有博士都面临着长期艰苦的跋涉：竞争初级职位、写资金申请、还要做足够的研究以获得终身教职。尽管女性在获取终身教职的漫漫征途上必须比男性同僚跳过更高的路障，可她们经常意识不到这样的差异存在。
90年代中期，麻省理工的3名资深女性教授开始怀疑，她们的事业发展被类似边缘化的模式阻碍。她们向系主任提出这个看法，系主任任命6名资深女教授和3名资深男教授成立委员会，就此问题展开调查。委员会经过调研得出结论：麻省理工的女性科学家所感受到的‘边缘化’通常与“男女教授在工资、可利用空间、奖励、资源和外界资助的回应方面的差别”有关。不论女性教员的成就是否与同事相当，她们得到的上述一切总是少一些。”系主任同意委员会的结论。不过，虽然委员会的报告是这么写的，但行政人员否认“因女性教员受到性别偏见而出现了任何问题”的说法。有些人争辩说麻省理工整体的‘阳刚之气’是首因，对此人们无能为力。”换句话讲，女性之所以没能成为科学家，是因为科学——是雄性。
委员会最重大的发现是：20世纪末女性科学家受到的歧视，与民权法和平权法案解决的更露骨的性别歧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同样真实。就像其中一位进行此研究的教授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在某网络论坛中说的：“我发现，即便女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仍然有人马上跳出来说她不应该得这个奖，或者其实这项发现是属于某个男性的，或者最重要的结果是由某个男性获得，或者这个女人其实没那么聪明。这就是2011年性别歧视的形式。”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麻省理工的发现可以被称作“歧视”。阿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Alaska)心理系荣退教授朱迪思·克莱因菲尔德(Judith Kleinfeld)认为，麻省理工的研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所研究的教授人数太少，学校官方也拒绝开放数据。即使女性教授被区别对待、被搞得不自在了，她们的被边缘化也许是系里内部斗争、性格冲突和让男性教员自我感觉更良好些的“错误印象”的结果。“受歧视根本不是什么证据，主观感觉而已，”克莱因菲尔德笑道。
然而更广泛的研究显示：受歧视的感觉通常与资源分配不均密切相关。2012年2月，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调查对象包括130个国家的1.5万名男性与女性物理学家。在研究者排除了性别以外一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女性科学家都比男性获得更少的资金、实验室空间、后勤资源、购买仪器和出差的补助。研究者总结：“实际上，在未来某一时刻，女性物理学家会占据多数，但她们仍会在事业发展中遭受由往往察觉不到的偏见所带来的的困扰。”
乔·汉德尔斯曼(Jo Handelsman)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土壤中的微生物和昆虫的肠道。但从90年代早期开始，她同时投身于推动女性和少数群体参与科学的运动。尽管她早就怀疑在那种广为存在的微妙的性别偏见也适用于科学家群体，只苦于一直没有数据支持。“人们说，‘哦，这个问题也许在中西部或者南方存在吧，不过新英格兰可没有，我们系可没有——这儿刚毕业了一个女学生呢。’他们还会说，‘也就经济领域才有这个问题。’”男科学家告诉汉德尔斯曼：“我实验室里有女生!她们比男生还聪明!”“他们提的都是个人经验，”她说，“样本量为1。”她笑道：“科学家也能这么不科学。”
2010年，汉德尔斯曼与当时在耶鲁做博士后的科琳娜·莫斯-拉库辛(Corinne Moss-Racusin)联手启动了一项研究，直接证明了美国民教育授的性别歧视问题。研究涵盖物理、化学和生物三个科学领域，涉及跨全国的6大研究机构。
莫斯-拉库辛与心理系、精神医学系和管理学系的合作者们设计了一项研究：把两份一模一样的简历发给男教授和女教授。简历的封页上声明该年轻申请人最近刚取得本科学位，现在要找一份实验室秘书的工作。127名教授中一半人接到了“约翰(John)”的简历，而另一半接到了“珍妮佛(Jennifer)”的简历。简历中，两名申请人的能力都足以胜任这项工作(还另附了给予支持的推荐信与合作的文章)，但不是极其具有说服力——申请人的平均绩点都只有3.2，且都退过一门科学类课程。每个教授都被要求给约翰或珍妮佛打分，把申请者的竞争力、可雇佣性、可爱程度以及教授有多愿意指导该学生用1到7分来衡量。之后，教授需给出薪水范围。
结果令人震惊。无论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研究方向或资历，约翰比珍妮佛在除“可爱程度”外的其他所有方面都平均多得半分;珍妮佛只在“可爱程度”上多得半分。此外，平均提供给约翰的年薪是30238美元，而珍妮佛只有26508美元。汉德尔斯曼告诉我，任何时候，她和莫斯-拉库辛给心理学家们展示这份数据图，“我们都听到一片倒抽冷气的声音，差别竟如此之巨。”
所有年龄段的资深女教授都与男教授抱有同样严重的性别歧视，我问汉德尔斯曼是否对此感到惊讶。她回答：没有。她在其他调查中看过太多类似结果了。她同样不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大多数生物系里的女性多一些，但她们在该领域和在物理、化学领域中受到的排挤程度相当。生物学家会接收女研究员，她说，但他们自出生那刻起就开始吸收各种形象与言论，最终还是形成了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汉德尔斯曼对于她所研究的女性持有与男性同样的偏见是庆幸的。每当她做报告给出结论时，她说：“你能够感受到屋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了。这时我就可以说，‘我们都一样，不仅是你，不全是那些坏男生干的。’”
我还问了汉德尔斯曼怎么看待我常听到的反对意见：约翰这个名字听起来比珍妮佛更强势。她摇了摇头说：“真不只是音节问题，相信我。有人研究过在调查问卷中哪些名字听起来资质相当，大多数人都认为约翰和珍妮佛的名字给人感觉同样可敬，同样有实力。”教授们觉得珍妮佛比约翰更可爱这一点让隐匿的偏见更为阴险了。研究人员清楚地表示，他们的结果与其他类似研究结果一致：人们形成偏见是因为长期暴露在“把女性描绘成实力弱的群体、同时又强调她们比男人更加温柔可人”这样一种无孔不入的文化定势中。
如果把研究机构中潜在的偏见与许多年轻女科学家对自我能力的怀疑联系在一起，结果尤其令人不安。在汉德尔斯曼收集的所有数据中，她发现“教师辅导学生”这一项最为糟糕。“如果你把学生与教授之间所有的细微交流都加起来——课后向教授提问、教授建议修哪门课、建议暑假的时候可以干些什么、他/她是否应该申请研究性课程、是否应该读研究生等等所有一切学生用来衡量我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小互动，由此他们判断是否应该继续科研——你可能认为他们自己会知道，其实他们不知道，”汉德尔斯曼摇了摇头，“辅导、建议、讨论——比起男生得到的那些能使他们产生强烈归属感的反馈而言，女生得到的不过是些小打小闹。”
一些批评意见指出：如果女性不选择科学，那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大卫·鲁宾斯基(David Lubinski)和卡米拉·佩尔松·本博(Camilla Persson Benbow)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了几千名12岁的数学小天才。结论是，女孩子一开始就发育得更“全面”，更倾向与人、植物和动物——而不是东西——打交道。尽管更多的男孩子最终走进了数学和科学的世界，女性在另一些领域的高级学位或某些职位的高层也占据了相似比例，如法律、医药和社会学科。在35岁左右，男性与女性似乎对他们的人生选择差不多满意，对自己有多成功的评价也差不多。
然而，我认为“女性在科学界占据的席位少是因为她们明白自己会在‘人的领域’里更开心”这种看法真是大错特错。
问题是：很多女孩子——以及男孩子——在数学和科学以真正魅力示人之前就认为自己不喜欢这些东西，这个问题在数学与科学毫无想象力的教授方式下更加恶化。去年，总统科技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e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发出一项紧急提议：如果我们希望下个10年内，STEM领域的专家能比现在多100万名，必须马上采取根本性改革。
除了提高课程质量，我们还需保证不再因女孩们缺乏自信、对谁才应该从事科学事业存有误解以及错误地评估自身才能，而在每个阶段都丢失她们中的一些人。
尽管改革任务艰巨，但远非不可行。演员丹妮卡·麦凯拉(Danica McKella，她出演过电影《两小无猜》中的温妮·库珀，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数学本科学位)写的《数学不讨厌》(Math Doesn’t Suck)一书，及其后续《亲吻我的数学》(Kiss My Math)、《性感X：代数暴露》(Hot X: Algebra Exposed)和《女孩曲线：几何出现》(Girls Get Curves: Geometry Takes Shape)可能比任何政府行为都更好地鼓励了女孩子在数学之路上坚持下去。麦凯拉的数学书可能在迎合青春期女孩的典型喜好上有点儿过了(题目中常出现闺蜜、小珠子和芭比娃娃，而非棒球和赛车)。不过，书籍获得的热烈好评证明，修订标准的数学和科学题目，反击“男生不喜欢聪明女生”的观点是有效的。
改革的关键是要说服教育者、研究者和学校管理者：扩大女性科学家群体，让文化氛围对女性更友好是不会降低学术标准的。如果社会需要一定数量的科学家，厄里说，你可以只从男性群体中找，只是要向下层深挖很多;但如果你愿意也在女性群体中寻找，那不必向下太多，就能找到处于行业顶端的女科学家。
另外，她补充道，她的同事们需要认识到女性可能比较晚才发掘出对科研的热情。有研究证明，对科学的早期兴趣与能力并不相关。你可以在襁褓里就是个科学小狂人，但长大以后对研究并不在行——厄里说——或许你很晚才步入科学界，但发展成了奇才。
一点训练和自信就能弥补女孩子一开始在操作机械、工具和电子设备方面的劣势。尽管男生在评测空间技能(这在实验室工作和工程中很重要)的测试中屡屡击败女生，研究显示空间感只是经验累积而已。在马萨诸塞州的欧林工学院(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学校管理者致力于确保女性学生占总人数一半。所有进入欧林的学生都要求在第一学期上一门机械课。从事生物物理和性别与科学研究的叶夫根尼娅·扎斯塔夫卡(Yevgeniya Zastavker)教授说：“每个人在实验室里都直面性别差异。我们把学生分配成男女混搭小组，让他们设计工具或产品。如果组里的性别氛围变得不和谐了，我们会进行干预，早期的干预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巨大效果。”
回到耶鲁，厄里笑话我讲述自己当年在实验室里多笨拙——把酸滴到长筒袜上，袜子溶解升腾起一股烟;被一个没有接地的示波器电飞到屋子的另一端;重复不出密立根油滴实验。即使是厄里，在大学实验室里也是一塌煳涂。直到她参加了高级实验课、花了几个小时钻研一份电路图，然后发现同学们设计的实验不正确时，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别人懂得一样多。
“我焊东西的时候想，嘿，我挺在行的啊，我了解原理。就跟手工艺一样。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认识到我手工操作能力实际上很好。从前多年的缝纫、编织和设计让我拥有了小的动作技巧。我们应该告诉年轻女性：‘那些东西其实为你进入实验室做好了准备。’”
随着耶鲁研究的公开，男性和女性科学家都应该了解到他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偏见影响着自己每天的生活。密歇根大学“促进”项目(Advance)主管阿比盖尔·斯图尔特(Abigail Stewart)力求改善女性和少数群体教师的生活质量。她在邮件中对我说，汉德尔斯曼的研究撼动了很多科学家抱有的“自己一直致力于准确识别并培养学生的优势”的坚定信念。“我们没有如自己想象那般能够认识并鼓励学生的天赋(即便是一般的天赋，像研究里说的)，这样的证据动摇了我们的信心，(我希望)这能使我们更加注意自己的局限性：在不经意之处挖掘天才。”
就像斯图尔特一样，厄里认为汉德尔斯曼的研究也许能催化她多年以来迫切想实现的转变。“我琢磨了很久，接受这种隐晦偏见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赛场是公平的，那么你的任何举措都在优待女性。但如果你知道女性是被低估了的，那你就必须做些什么，否则你将会失去够资格的人才。”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避免女人——和男人——成长在给他们灌输“科学家是不合群的男性书呆子”的形象的社会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副教授凯瑟琳·里格尔-克拉姆(Catherine Riegle-Crumb)称，高中物理课男女注册情况的差别似乎和大范围内哪些女性从事STEM领域研究有关联。正等待参议院确定授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科学副主管一职的汉德尔斯曼告诉我，她希望在耶鲁教室的墙壁上看到女性科学家的壁画。“比如，与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大壁画一起摆在前面，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的小壁画跟在后面。”
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承认女性受到歧视并启动了试图修补此问题的计划，实质性的变化正缓慢而平稳地发生。我上耶鲁时的物理本科生主管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在多年后曾对厄里说过，整个系的学生和教授都是男性，他觉得很正常。而再后来，厄里说，他高兴地宣扬，物理系49名大三学生中有21名女生。不久前，罗杰·豪给我写信讲述他有个特别聪明的女学生，问我能不能联系她，给些建议和支持。在那3名资深女教师开始比较个人经验并要求改变的19年后，麻省理工现在有了不少女性管理者;托儿所更加方便;女教授们现在觉得拿到终身教职之前生孩子也是不错的;系主任和院长也更注重增加女性教授的人数。
厄里今年夏天从耶鲁的物理系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很快将成为美国天文学会(American Astronomical Society)主席。她想知道系里对男女平等所做的努力会持续还是搁浅。一个秋日的星期五，她邀请我参加物理与天文系为欢迎研究生和教授回到学校举办的野餐会。教授们端着塑料杯子小啜着红酒，与一夏天没见面的同事聊天。饥饿的学生们在堆满沙拉、烧烤、派、蛋糕和布朗尼的桌子上寻寻觅觅。这盘布朗尼是厄里丈夫早上烤的，他发现厄里睡过头了。4名年轻女孩——一个黑人，两个白人和一个澳大利亚来的亚洲人向我解描述她们是如何在这么多女同学都放弃的情况下奋斗至今的。
“哦，很简单，”其中一个说，“我们就是那些不管不顾的女生。”
“不管什么……?”
“不管别人想让我们干什么。”
“或不干什么。”
“或者男人不跟你正经说话就因为你穿得像个女人。我觉得如果你因为我的外表而不把我的科研当回事，那是你有问题。”
“接受现实，”一人说，“研究生就是做苦役，不论男女。但如果班里有足够多的女生，大家就能互相帮助渡过难关。”
年轻的黑人姑娘告诉我，她本科是在一个传统黑人学校上的，然后她读了专门为少数人种设计、提高研究技能、培养一对一指导以帮助其过渡到博士学习的硕士研究生项目。她在耶鲁的第一年太艰辛了，不过导师帮她渡过了这一关。她说：“就像我母亲常教我的，成功是最好的报复。”
正如很多研究证明的：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获得成功，和性别根本没什么关系，完全取决于文化——当前的文化是：告诉女孩子学数学不够酷，物理学得好等于找不到男朋友;教授极少鼓励女学生继续深造;在研究生院取得成功意味着孤立、竞争、在实验室耗时良久;女性科学家比男性难找工作、挣得少、分配到的资源少。
然而，听着4个年轻女孩嘲笑着曾让那么多女性气馁的陈词滥调与恐惧，我深受鼓舞。即便只有少数女性走到了这一步，她们也将是下一代人成长起来时看到女性科学家应有的样子。
作者EILEEN POLLACK2014年02月24日。埃琳·波拉克(Eileen Pollack)在密歇根大学任创意写作教授，是《Breaking and Entering》和《In the Mouth》两书作者。她正在撰写一本有关科学界女性的著作。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0月6日。 翻译：孙舒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