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我们现在也确实有一些好干部，我接触过的人，比方说杨善洲。杨善洲的女儿求他，说“爸爸我都没工作，没有找到好工作，就是你点个头，不用写条，我也能有个好工作啊”。她爸爸说，“谁让你生在我们家呢？你生在我们家，那爸爸就对不起你了，这个打招呼也不能打。”
东方早报：我相信是有不少这样的好官。
胡德平：是啊，但是这种人大家觉得现在不是很多的。我父亲有一张照片，有一次父亲去腾冲，腾冲那儿的地委书记，要接待我父亲，但看车还没来，看见农民在耕地，那地委书记是一把好手，农田活都会干，结果他手脚也痒痒起来了，下地干活去了。没想到正干着活呢，有人传话说谁谁谁来了，结果他赶紧洗了个手，把脚也冲了冲，跑去迎接我父亲时，裤腿都没有放下来……我说的那张照片上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这样的人有。
东方早报：老一辈里这种人挺多的。
胡德平：是啊。我觉得现在说让大家都像以前那样，应该也不现实。那个时候，即使像这样的人，也并不是一心想往上走，只为得到提拔重用。我知道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腾冲的那个地委书记，最后他退休了之后，跑去种树了，他团结了一帮人，种了十几万亩树，据说还很有成就感。
社会需要新的动力机制
东方早报：我这次采访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他们跟基层也有很多联系，他们谈到一个情况，说现在基层的不少官员有些懈怠的倾向，尤其是八项规定之后，大家都不敢多说话，不敢大动作，宁愿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不犯错，求“安全”。就您所知，有这样的情况么？
胡德平：是啊，现在确实有这个事，但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松懈、怠工，不能出工不出力，不能没有激情，不能对群众的冷暖漠不关心。
东方早报：比如很多人也会经常提到，希望能始终保持创业之初那会儿的干劲……
胡德平：你说的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必须要整。现在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感召力和动力机制，能够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共同去推进我们共同的事业。
但是如我上面所说的倒逼机制，我看现在的银行就有点坐不住了。现在，最有希望的是互联网金融，最近马化腾入股京东，这就是不得了的事。如果有一天买东西只要有一定的信用就可以白条交易，我们知道政府是不能打白条的，企业却能接受白条，这个能调动多少消费者的积极性？对草根，包括白领草根，都是很振奋的。当然，这恐怕是违规，甚至犯法的，但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因为亏损或者违反可能不合时宜的规定倒下去，这个也正常，这样一个新的业态就起来了。
要让人民有信心
东方早报：我看了您写的书，您谈改革什么的，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您还是挺乐观的一个人，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很看好，虽然也经常批评。所以我觉得您算是“根正苗红”的。
胡德平：这是好话还是不好的话？
东方早报：好话。
胡德平：你这有血统论之嫌。
东方早报：您的特殊身份很容易使人想到这种血统。
胡德平：我反对血统论。不过说我“根正苗红”吧，应该也不能说是坏话。
东方早报：您能不能总结一下这一年多来，新一届领导的执政风格？
胡德平：我还是比较乐观，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想得真的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深。你这个问题提得是很好的。总的说来，我比较乐观，比较有信心。或许你要问，有什么让我这么有信心，是不是属于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这样的三个自信。
东方早报：是啊，您的乐观从哪儿来的呢？您知道吗，前年，我带李泽厚去见周有光，很有意思，两位老人家就在那里谈，当时他们一个83岁，一个106岁。
胡德平：李泽厚都83岁了啊？他原来是出去过一段时间，是吗？
东方早报：一直在外面，在美国。现在他差不多每年回来一次。我带他们两个相见，李泽厚其实是去取经，老问周有光有什么长寿秘诀，周老很有意思，聊着聊着就想跟李泽厚扯中国的现实问题。比如，周老关心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还关心中国的下一步改革等等。
胡德平：是啊。就是说要有实际的进程和事实，能够让人民有信心。
东方早报：我感觉您愿意、也乐于接受新的信息，譬如说像您这样的年龄，能有几个人可以谈互联网金融的。
胡德平：那就是“根正苗红”啊。我还知道很多互联网“新名词”(胡德平拿出手机读起了段子)，譬如说主持人改叫大忽悠，化缘叫众筹，算命改叫分析师，八卦小报叫自媒体，统计叫大数据分析，忽悠改叫互联网思维，戴耳机的改为可穿戴设备，IDC都自称云计算，办公室出租叫孵化器，圈地盖楼叫科技园区，放高利贷叫资本运作，借钱给朋友叫做天使投资……其实这些不是什么新名词，不过也能算作某种社会“舆情”的反映。
东方早报：这就是现在的互联网语言。
胡德平：很多这样的语言确实反映了一些社会舆情，反映了一些特定人群的思想和想法。
考初中时理想是当记者
东方早报：我还有一个挺八卦的问题，像您这样“根正苗红”的人，自由吗？我刚刚等您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您进来时我朝您飞奔过去，会不会有安保人员立即冲出来把我按住……
胡德平：现在我退休了，在工作期间，在工商联和统战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机关里面，应该是能够畅所欲言。当然我是畅所欲言的了，人家高兴不高兴，这是两回事了。
东方早报：您一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胡德平：你说没有一点顾虑，也有，但是基本的观点我可以说得出来。退休之后，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也愿意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对我父亲的一些思想发展等等问题做些研究，这一点我觉得也没有对我的限制。
东方早报：如果不是您父亲的话，您给自己设计人生道路，会怎么走呢？您小时候有没有想过将来大了最想做什么？
胡德平：在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时候，问我的志愿是什么，我就说我想做一个记者。这恐怕是当年我父亲带我看了几场球赛，当时看记者写的报道，我觉得记者消息很灵光，你们上海人的话—灵光。
东方早报：那后来怎么没有往这方面去发展呢？
胡德平：以后考大学，就考历史系了。
东方早报：再后来呢？
胡德平：考上大学以后，就想做个反修防修的革命战士。
东方早报：那也得有个具体的工作啊。
胡德平：那时候就没有想到职业，就是想到革命人生了。然后改革开放，就开始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了，觉得应该是全心全意发展我们的经济，全力以赴谋划我们的发展。
但是这种发展经济，根据我所接受的思想，要讲生产的目的，要讲民富，就是共同富裕。如果讲到发展经济，就是激烈的竞争，就是拼命追赶，使经济成为一种不能带来幸福的经济学，那应该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初衷。社会竞争太厉害了，而且还有各种弊端，又缺乏法制的约束。发展经济本来是很快乐和幸福的一件事，所以我希望经济学能够成为一种幸福、快乐经济学，我觉得这才是社会主义，这才是“根正苗红”。
我们现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个积极的概念，就是说，你不能把落后的因素说成是你的中国特色，把那些不快乐的东西，说成是你的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