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在CNN《拉里·金直播秀》上，戈尔和佩罗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辩论。
还记得阿尔·戈尔(Al Gore)和H·罗斯·佩罗(H. Ross Perot)之间的那次较量吗?在1993年11月，戈尔对这位脾气暴躁的亿万富翁展开了他轻车熟路的抨击。佩罗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会让大量的就业机会“嗖地一声”流向墨西哥，而戈尔称此项协定会有力地推动美国的经济繁荣。
这场辩论之所以让我感触良多，不是因为戈尔如何赢得的这场辩论(他的确赢了)，而是他在论证中经常将美国中产阶级的福祉与世界上穷人的福祉混为一谈。
2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墨西哥?美国的就业岗位实际上流向了中国。
更重要的是，尽管贸易协定实行了20年，包括北美自贸区，也包括中国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但戈尔所暗示的许诺，即全球化会改善多数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其实并没有实现。与之相反，全球化现在被看做是不平等横生和薪酬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但全球化的确起到一些作用，它改善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亿万民众的生活水准。这样不平衡的结果，使发达国家和许多穷国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感受产生了分歧。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是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他曾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工作，现在供职于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生院。他简洁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从全球的角度来说，20年来全球化的历程产生了“看起来还算不错的结果”。如果你将全世界看成一个国家的话，收入不平等事实上是减轻了，中等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比最富有的那些人更快。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而最富有的1%人，收入却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亿万工薪阶层的收入也急剧增长。根据米拉诺维奇的算法，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收入中位数的56%，到2008年，这个比例已经提高到了71%。
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尽管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收入没有像亚洲贫困国家一样快速增长，但他们的收入也没有减少：全球化使所有人都受惠。
最能体现发达国家这种新的悲观情绪的，恐怕是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97年，在担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时，他将签订贸易协定后失去工作的工人，比作汽车发明后失业的铁匠。斯蒂格利茨问道，“所以我们就应该不允许生产汽车吗?”但在周六，他的观点转变了。原来的观念是在贸易协定中受惠的一方会补偿受损的一方，但这基于很多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完全是错的”，他在《纽约时报》上这样写道。大多数美国人“在全球化中，都处在了不利的一边”。
这几年多边贸易协议(如WTO)，渐渐被个别国家自行洽商的双边协议所取代，美国也积极拉拢国家加入环太平洋经济协定(缩写TPP)。Joseph Stiglitz最近便在《纽约时报》撰文，提到这些贸易协议，往往以做大个饼来包装，主张只要饼做大了，水涨船高，最终人人受惠。Stiglitz认为，这论据建基于一个海市蜃楼，就是自由贸易下的赢家，会愿意透过赋税、消费等渠道把得益补偿予输家，令自由贸易达致双赢，但实情是，受惠的企业往往抬出要提升竞争力为理由，主张减税及抗拒加工资，于是乎，输家永远不能从水涨船高中得益，反而成了自由贸易下的牺牲品。
贸易开放加剧贫富悬殊
另一个贸易开放人人得益的假设，是要假设经济已处于全民就业的状态，令打工仔可以很容易转工，由开放贸易下式微的行业，转行至其他受惠贸易的行业，但若就业市场本已疲弱，甚至有不少打工仔已长期失业，这时打工仔转型便变得困难，即使在职的，也因为有很多人待业，而工资受压。整体就业情况有可能最终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差过以前。
就像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对我说的：“如果你认同普世主义的观念，你可能会说，‘管他呢，我担心什么?’世界变得更加平等，也大幅消减了贫困。”
但是，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种全球发展的模式。“如果说数亿人在二三十年以前还处于赤贫之中，而现在他们脱离了贫困，这就是一件既重要又正面的事，”劳联-产联(AFL-CIO)的政策主管戴蒙·西尔弗斯(Damon Silvers)说。“可是，如果平等发展的必然后果是极端的不平等，那我想我们不应当接受。”
的确，各国之间的收入趋于平等的同时，无论穷国还是富国，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都加剧了。由于工资提升的速度落后于生产率的提升，所以中国和德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在各自经济蛋糕中所占的份额均越来越少。
尽管中国让数亿劳动者脱离了贫困，但是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工薪阶层在中国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近三分之二，下降到了2008年的不足一半。
“一方面，有人从极端贫困的状态，提升到了略好于赤贫的状态，”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的国际事务总监本·戴维斯(Ben Davis)说。“但是与此同时，全世界的收入分配也变得更加扭曲，不利于工人，有利于亿万富翁。”这样的全球发展模式很难稳定维持。
亚洲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中的经济赶超，依赖的是一波全球繁荣的浪潮，但这一波繁荣不大可能重现。
出口大国借此机会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而美国消费者则利用廉价的外国资本，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下维持着生活水准。大宗商品出口国赶上了大宗商品繁荣的机遇，较为贫穷的欧洲国家则因欧元促成的资本流入而受益。
罗德里克说，“整个系统中累积了很多不可持续的因素，然而在过去20年里，相对而言所有人的境况都还不错。”
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希望这种模式能持续下去。“如果把中国看成是超廉价劳动力的第一拨浪潮，那么中国之后还有其他国家，比如印度，之后还有孟加拉国，再之后还有非洲国家，”米拉诺维奇说。“这么说来，西方的下层中产阶级就会再面临20至50年的停滞。”
然而在增长放缓、失业率升高的新世界，美国等富国可能无法容忍类似的不均衡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各国开始反击出口导向型的增长策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资本流动无法回到过去的规模，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罗德里克说，他认为可以实现一种相对良性、但全球化程度略低的未来，届时要靠累进税制提供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求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贸易增长可能不会像过去一样快，资本流动也可能会放缓，但各经济体仍将维持相对开放的状态。
然而，历史却提出了不同的选项。
我们知道，政治大多数时候局限于本土。无论在全球尺度上发生了什么，国内收入分配的集中化，以及发达国家薪资的停滞，都会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维持开放、遵守规则的全球经济也会更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有危险的政治影响，”西尔弗斯对我说。“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政治动荡，催生威权统治。”
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抛弃全球化。20年前，在《拉里·金直播秀》(Larry King Live)上，戈尔送给了佩罗一个礼物：装在相框里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和众议员威利斯·霍利(Willis Hawley)的合影。1930年，这两位议员说服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实际上用关税保护美国工人免受竞争力极强的进口商品的冲击。戈尔说，“那是美国及全世界陷入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