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该活动的印度环境活动家、物理学家Vandana Shiva，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因为大的种子公司的扩张，不能繁殖的商业种子更加普遍，相关专利保护法的出台，也保护了育种者拥有对种子的专利权，缺乏法律意识的农民不仅失去了育种的权利，甚至不能保留自己的种子。因为每年都要花费昂贵的费用去买种子和农药等，农业投入增加收益却减少，农民的生活压力很大，自杀率一路飙升。
“种子主权是食物主权的根基，如果农民没有种子主权了，也就没有了食物主权。” Vandana Shiva在文章中说。
“食物主权”是指在享受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人权”之外，生产、分配和消费食物的人有决定自己食物系统的权利。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周立教授告诉“中外对话”，食物主权有三个层面：农民有生产主权，即拥有生产资料、决定生产方式的权利;消费者有消费者主权，是决定购买意向的权利;国家主权层面，是保障粮食安全。
这是一种隐性的、长期存在的权利，却常常被大多数人忽略。在中国，这三方面都面临着威胁，其中最危急的，就是包括种子主权在内的生产者主权。
许多中国农民也在当下的农村改革中，失去了土地。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和征用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热点议题，农村集体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和征用，可能导致土地重回大资本控制状态。农村改革的趋势是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小农的权益可能被进一步压缩。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对“中外对话”说：“农民要维权，首要的是坚持当前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相结合的农村土地制度(防止土地流转到大资本手中)，其次是坚持保留部分农家种子。”
但是，中国维护食物主权的意识才刚刚醒过来。香港理工大学严海蓉教授从进口转基因大豆延伸出来的食物主权讨论，是一个很好的发端。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豆危机首先是国家粮食主权的危机。2012年中国大豆80%的消费量为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对中国国产大豆形成了强势驱逐。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大豆播种面积从2010年的6470万亩，降低到了2012年的不足4000万亩。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市场被挤压，没有销路。同时，进口大豆的价格也从2006年的265.2美元/吨一路飙升到599.3美元/吨。随之上涨的大豆产品成本，都将由消费者来承担。
进口转基因大豆的系统影响，波及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主权。中国大豆协会会长刘登高对“中外对话”说，中国大豆产业处在一种受绑架的状态，从主权角度来讨论，“种什么进口什么，进口多少，都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只是能看到这个层面的人还是少数。周立说，中国公民对食物主权的意识薄弱，加上中国的制度环境缺乏社会运动的基础，关注讨论这一问题的人还不多。
作者简介：张春，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中外对话(www.chinadialogue.net)是一个致力于环境问题的中英双语网站，总部位于伦敦，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