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毛泽东将其与刘少奇的分歧追溯到了延安时期
毛、刘分歧的本质，是当代史上极重要但又迄无定论的一个问题。1970年，埃德加·斯诺来华，曾问过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兼解释：
“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所谓“黑书《修养》”，是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该书系1939年7月刘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稿，同年刊发单行本;1949年经校阅修改，刊发修订第一版;1962年再经校阅修改，刊发了修订第二版。
因版本不同，内容迥异，故斯诺又问毛泽东：“是新版吗?”毛泽东回答：“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革”期间被定性为“黑书”
由此，毛泽东将其与刘少奇的分歧，追溯到了延安时期。《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曾被列入所有党员必读之22个文件当中;“文革”爆发后，该书被定性为“极端反动的黑书”。为弥平此种落差，康生曾解释称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没有看过《修养》。
《修养》一书并不涉及具体政权问题。毛泽东指责《修养》宣传“不要夺取政权”的逻辑，据康生传达，乃是如此——“刘少奇的这本书是欺人之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泥坑”②——不难发现，“不谈夺取政权”和“不要夺取政权”，是有微妙的差异的。主题既是“修养”，不谈“夺取政权”，本是无可厚非。
刘少奇虽起草指示号召“走议会斗争之路”，但曾获毛泽东审定
不过，至晚在1946年前后，刘少奇确实有过一段近似主张“不要夺取政权”的时期。1946年2月1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次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其中即明确提出“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导”，要改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之路。指示说：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面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我们的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指令。……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③
指示的传达对象，是“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虽则如此，但仍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这份指示，乃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④后发出的。换言之，即便毛泽东当日，对刘少奇起草的该指示，持有不同意见，但至少，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意见，明确体现在其“修改审定”之中。
故而，建政伊始，“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⑤，此中或许另有逻辑。
1957年，毛泽东、刘少奇接见青年团三大代表
注释：
①《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收录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P173-174。②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P166。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P104-108。④原档注释。同上，P104。⑤赵家梁、张晓云：《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P11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