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很清楚托孤之臣叶剑英是他身后最有力的人物＊阿波罗新闻网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当1976年2月叶再次“靠边”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甚至代理其职务的陈锡联也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45]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毛在临终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叶叫到面前：“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甚么，只是说不出来。……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46]叶后来说：“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济，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去扶助他。”[47]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叶剑英与江青等人的冲突过程中，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和技术来调控和协调。但在毛之后，对立统一只能展现为一分为二，最终导向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文革”中崛起的叶剑英也是结束“文革”的领导人;“四人帮”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的得益者，同样经历了“文革”风雨洗涤的叶剑英及军队终于把“文革”的“弄潮儿”送上审判台。长城就是长城。“文革”是彻底失败了，中外历史都证明，革命越是彻底就越是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和“文革”的推动者(中央文革)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

三、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阵线一度不清。原则上，只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包括刘少奇在内，没有人在口头上敢于反对“文革”，绝大多数人也在行动上支持“文革”。但在“紧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确实有各种动机、主张、利益在起作用，党史、革命史上的诸多矛盾也终于有了一个总爆发。这使得任何简单的划界都难以说明历史。比如，康生、陈伯达历来被认为是“中央文革”一伙，但叶等“大闹怀仁堂”后，江青却向毛泽东的报告：“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48]可见“一伙”之中也并不完全一致。同样，积极批判将军的，也不只是“四人帮”。1966年3月总参谋部批判张爱萍时，有人“昨天，还毕恭毕敬地向他请示汇报，今天就声色俱厉地对他批短骂长。诚然，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但是，世态和人心总是那么奇妙!”[49]长期的斗争哲学早已培养了大批运动员，人性的卑劣和恶毒可以在运动中充分释放。1974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后，韩先楚的兰州军区司令没有被撤销，但福州军区却揪出了一批“韩先楚的黑干将”。“四人帮”粉碎了，这些当年批判“四人帮”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功臣，反而多了一顶“反对周总理”的帽子;而当年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人，却因为“上头”有人，“自然就是‘正确路线’上的人了，有的还成了运动骨干，整起人那才狠呢。”[50]“路线斗争”不过是把意识形态的标签嫁接到权力之争、人际之分之中，使本来就存在或潜在的种种矛盾、冲突具有一种政治的必然性。

当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实，毕竟是江青集团从秘书文人一变而为中央领导，她(他)们是这场革命的耕耘者和收获者。当刘少奇等重要领导人被打倒在地时，江青等人却扶摇直上。“在1966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帮’以外的重要领导人也参加了过分赞扬江青的行列。”[51]上有毛泽东的亲睐，旁有老资格领导人的捧场，到1973年的“十大”时，江青集团羽翼已丰。这就是叶剑英说的：“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52]

然而，江青集团的权力有它的虚幻性，她(他)们的权力局限于党的系统。周恩来始终掌握国务院的领导权，后来又得到精明强干的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尽管张春桥做了第二副总理，部长当中也有几个与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但在政府系统始终处于边缘。王洪文、张春桥在1975年1月成为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的政委，但除了弄套军装穿穿外，对军队的影响力极小。江青不得不承认：“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53]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王、张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甚么市场，又不便发作。只好一言不发。

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党的系统，军队与政府系统有一定的技术性格，军队负有国防使命，国务院要组织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仅仅写几篇文章、发一些议论是无法承担军政责任的。“九大”结束后，江青曾对人说：“周恩来，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大方向”、“大原则”云云只能是大而无当的空话，而具体的行政组织才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同时，共产党的天下是军队打出来的，渊源、资历、战功是取得发言权的基本条件，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甚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在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还对此极为敏感，有一次曾问罗瑞卿：“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领导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顾虑，何况毫无军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吴法宪等人议论：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无名小卒，名字却排在黄永胜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显、“大老粗”出身的将帅，不会把那些长期被认为是改造和批判对象的知识分子当回事，“眼镜”如何能让将军服气?1974年9月，韩先楚就向林彪写表态信并怀疑张春桥一事检讨，但在他的心中，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甚至不如国民党的战俘廖耀湘：“无论我军吃了新六军多少苦头，又怎能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更何况这位新六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可这‘鳝鱼眼’算个甚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57]在南京军区，政委张春桥的党內地位高于司令员许世友，但在张在军区并无实权。这一点，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58]

当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依靠军队发动“文革”时，军队系统实际上被置于党的对立面，并超越党的权威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全国学习解放军”，“军管”代替了党管，军装成了干部装。1969年“九大”重建党组织时，军方将领大举进入党和政府。注意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过重份量，毛泽东在与林彪斗争时有意限制一下军队。1970年南巡之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口号又在中华大地回响了。林彪倒台后，党的权威明显提升。“十大”以后，毛以政治局为核心，彻底实行党政军一体化。四届人大产生的12个副总理中，8个是政治局委员;1975年产生的11个军委常委中，前8个是政治局委员，3个是副总理。当时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集中在以毛为核心的十来个领导人手中。但是，党政军毕竟各有工作重点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可以胜任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还得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主要岗位上，实际上还得有分工。1973年年底，“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与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与邓小平主持。这样一个部署，形成了一个‘周一邓一叶’新三角，三足鼎立，实际上是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一个有力支持。”[59]但毛没有冷落江青集团。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为了平衡老干部与江青集团。

据邓小平的女儿说[60]：毛泽东想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但是，为了制衡和“稳定”，他又不会让任何人独掌一个方面的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的势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势均力敌，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江青集团只在党的政治局“能量颇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着军队和政府的老同志?党指挥枪固是原则，但没有军、政的支持与配合，党又指挥甚么?党的领导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从来与枪无缘的江青集团还不就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条宗派”?何况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对江青集团的也绝不只是叶剑英等人。由于江青没有领会毛泽东一再要她与其他领导人搞好团结的深意，不善于搞“统一战线”：“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革’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有然有的人对‘文革’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很快站到否定‘文革’的务实派这一边。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江青等人过于天真而僵硬地坚持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权力角逐中的现实策略，她们的丧钟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就敲响了。毛泽东早有先见之明，1974年就对江青说过：“我死了，看你怎么办?”[61]

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格局中，军委所在地“西山”极为重要。1966年大乱开始后，叶剑英和聂荣臻、刘伯承搬到西山，陈毅、徐向前也常来看他们，商量对策。1967年2月，军委碰头会干脆搬到西山，“那一时期，叶剑英和另外几位元帅在西山接触是何等隐蔽，何等频繁，斗争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帮”前夕，叶剑英也是在西山与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刘志坚、李德生、宋时轮、肖华、梁必业、苏振华、张廷发、萧劲光、吴富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军方将领商议行动计划。研究“文革”，不但要关注“游泳池”(毛泽东)、“西花厅”(周恩来)、“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毛家湾”(林彪)，也应当关注“西山”。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敢对毛有任何非议的叶剑英等何以没有与毛泽东信任的江青等人“团结”在毛泽东的大旗之下，而毛又何以没有及时清理军队系统使之与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没有足够的材料分析这类问题之前，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叶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时并没有真心认同毛的思想和意图，而毛对自己的平衡术和“文革”的效果又过于自信。

进入1970年代后，“文革”已是天怨人怒，而经过“文革”洗礼的将军也更深切地理解权力对他们的意义。1969年秋，陈再道、李志民、钟汉华、金仲藩等人被发配到江西农场劳动改造。将军本是苦出生，但过惯了“将军楼”、“红旗车”的生活后再回到黄土地，身心感受显然苦涩。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甚为同情，以检查身体为名，用一架军用飞机将他们接到福州，“住到汤井巷。每人一幢小楼，有专车，有保健医生、护士，看文件，放专场电影。一句话，与在职的军区首长待遇一样。身体是自然要好好检查一番的。精神和身体都恢复得差不多了，时间也不短了，光看电影、下棋、聊天也没有意思呀?于是，专车随员从福州到蒲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瑞金、井冈山、吉安、南昌、九江、景德镇等等，闽赣两省转悠两个多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让身心在湖光山色中遨游、疗养、放松。……福建前线成了受难将军的避风港。”[63]韩先楚可以凭借权力让被打倒的将军消遥避风，而一旦失去权力，他连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次年3月，主要是因为“四人帮”的推动，不点名地批评韩先楚的中央九号文件下发。文件一到，韩先楚马上就看到了变化。“兰州的自来水黄煳煳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九号文件，军区一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了。想买点白糖冲奶喝，也说没有。……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的颜色，马上就有人报告上去了。”[64]

发动“文革”与毛泽东一贯的政治理念相关，这就是以革命精神塑造一个干净理想的新世界。确实，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一些高级官员养尊处优，甚至腐败堕落，毛泽东从中看到革命意识形态的蜕变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严重弊端。就此而言，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官员不能说是无的放矢。“文革”播下的虽然不是“龙种”，但也不全是“跳蚤”。狂热的造反运动包含着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既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问题是，政治运动的狂飙除了打倒一大批官员外，并不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文革”后期，一些将军重新出来工作，“有人到了福州，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甚么叫‘杠子肉’，韩先楚说可能就是猪嵴梁上的那条里嵴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实不是毛病，仅仅“生活问题”还不足以使他们丢失官。他们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站在“刘少奇反革命路线”一边。既然如此，只要这些将军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那么再吃“杠子肉”、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等等就都不是问题。“文革”折腾了几年，一些将军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政治惩戒如果是有收获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更加坚定地要与试图夺去他们权力的“四人帮”斗。“文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总得有人来当官，当了官就难保不“变修”。因为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性约束，毛泽东的理想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打倒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新世界”遥遥无期，现实世界却动乱不已，空前的社会改造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有将军因此与叶剑英密切配合。萧克、唐亮领导的军政大学坚决与叶剑英保持一致，不但对王洪文的两次批示置之不理，对江青要求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的批示，也以“没有经过军委叶副主席，不符合组织程序”为理由不理不问。[66]1975年张廷发出任空军政委后，叶向他进行路线交底，谈的第一句话就是领导权问题，坚定了张廷发的信心。此后王洪文约张廷发谈话，遭到拒绝;王洪文托人捎话给张廷发，张也拒不执行。[67]除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少将和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中将等人外，绝大多数重要的军方将领，特别是有过下台或挨整经历的，都在叶剑英的支持、领导下抵制过江青集团。

无论天下如何大乱，军队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军队组织系统始终保持了相对连续性。毛泽东可以用它来“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叶剑英等人也可以用它来遏制江青集团。还在1976年初，叶就已经准备与江青等人大战一场。“四五”运动后，他多次与王震、聂荣臻等密议此事，并要求他的办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然而，军队的实力必须伴之以党的合法性。虽然与叶相比，华国锋的行动是面对“四人帮”的进攻后被迫采取的回应，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叶一开始就意识到要“获得华国锋的支持与合作，并由这位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这是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争取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他在第一次与华国锋商量此事时就表示：“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68]叶谦虚地把自己定位在“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后来也讲过是华国锋领导了这场斗争。因而在充分肯定叶在抓捕“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有另一种“华主叶辅”的说法：“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书李鑫，华国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抓‘四人帮’起核心作用的是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三人，叶剑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69]严格地说，抓捕包括中央副主席在内的行动，必须有党、军的密切配合。《李先念文集》(1935-1988)注157中说到粉碎“四人帮”时的领导人排名顺序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薄一波说：“剑英同志……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经过精心筹划，一举粉碎了‘四人帮’。”[70]这也就回就应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叶剑英的作用所证实的是，能够指挥枪的“党”，是有枪支持的党。

1965年，当酝酿“文革”风暴的毛泽东抒发着“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词丽句时，叶却仿佛预见到一年之后遍地的“吴钩”，在《读〈论持久战〉》一诗中有“一篇持久重读罢，眼底吴钩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后他又有《虞美人》一词：“串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毛泽东的和平年月永远不会使元帅有“几曾识干戈”的感叹。战斗正未有穷期，眼底吴钩看不休，直到“十月惊雷”用吴钩把笔杆笔子彻底制服。

注释

1.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页359。

2.参见章含之：《风雨情》(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页126。

3.刘鹏飞、王进主编：《毛泽东与共和国的将帅》(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页133。此说只是一家之言，真实性待考。

4.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254。

5.参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333―334、341。

6.杨立编着：《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页123。

7.参见《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出版社，1997)，第25章。

8.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页29―30。

9.参见点点：〈点点记忆〉(下)，《当代》(北京)，1998年第5期，页39。

10.同〔1〕，页329。

11.同〔1〕，页339。